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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厉以宁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就不得不说到“股份制”。在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的学术民主投票表决中，以厉以宁为主要贡献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得赞成票第一名。这表明了经济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充分肯定。 厉以宁回忆，“股份制”的产生缘于一次重要的会议。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召开了就业问题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厉以宁首次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的主张。 厉以宁解释说，那时的就业压力比后来因为国企改革裁员造成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要大得多，矛盾非常突出。于是厉以宁在会上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 会议期间，他还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诗中流露出了他的改革精神，可谓是有感而发。 当时他的提议并没有引起反响，但他坚信“陈规当变终须变”。3个月后在中央的一次专门会议上，他再次提出要实行“股份制”。 股份制提出后的几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理论界就开始了关于股份制的激烈论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股份制是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个大方向问题上。厉以宁积极主张以股份制作为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他当时就明确提出，股份制“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公有制的性质，而是以新型的公有制代替传统的公有制”。 厉以宁回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他的一些主要观点和主张逐渐被认同了。他说：“作为经济学家，当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被决策机构采纳而变成国家政策的时候，那种欣慰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厉以宁1930年出生于江苏仪征。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做图书资料管理工作。1962年，他终于凭借着深厚的经济史功底和对经济领域独特的见解，第一次登上了北大的讲台。 在谈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如何走上一条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时，厉以宁说：“这个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在我的头脑中开始酝酿了。我当时在位于江西鄱阳湖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劳动，目睹了当地农民生活的贫穷，心灵受到了震撼。我在思索着，解放都20多年了，为什么这里的经济还是这样糟糕？由于过去研读过大量中外经济学论著，通过日复一日的思考，我的思路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难道是我们的体制存在着问题吗？带着这样的疑惑，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的经济学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彻底摒弃了大学时代所接受的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决心探索一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有着多年中外经济比较研究功底的厉以宁，终于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作出了自己理性的判断。10年间，厉以宁先后独立完成或与人合作完成了经济学著作21部，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论文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阶段都留下了厉以宁的声音与思考。 有人曾问过厉以宁，如果把您的人生作为社会的一个记事本，您觉得应该怎样记录呢？他不无感慨地回答说：“国家的日子好过，我的日子就好过，我个人的经历也反映了国家经济的兴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个人也迎来了有生以来最好的时期，我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厉以宁坚决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经院式的研究方式，他主张要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把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他在谈到如何加快中国城镇化建设时强调：“关键的问题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要多渠道拓宽农民工的就业门路。”他说，中国有9亿农民，近3亿农户，9亿农民的收入提高了，中国的其他问题就好办了。他多次提出：要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其根本措施就在于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之一。他为“三农”开的这一药方，并不是坐在书斋里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亲临一线调研得出的结论。 每当说到农民工问题时，厉以宁的声音都变得比较沉重，他说：近年来，在一些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有人把这一问题归结到近年来我国农村政策的调整。他们认为，农民税负减轻，农作物价格上涨，务农收入提高，加大了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但这只是其中的诱因之一。他分析说：“更深层的原因是由于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不对称的劳动待遇，导致了广大农民工对自身价值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环境差，有些地方和企业的用工环境甚至更为恶劣。” 厉以宁之所以把经济学研究的目光重点投向农村，除了因为他始终对中国的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外，还因为他作为一个站在高端的专家学者，心里非常清楚中国最大的潜在市场在哪里。厉以宁认为，我国国内需求的扩大主要是依赖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这是带动中国长期增长的一个趋势。 在谈到人力资源的转换培训时，厉以宁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的“换脑”工程。 厉以宁作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参加贵州毕节扶贫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的组长，近年来经常奔赴贵州毕节地区进行扶贫调研。他认为毕节的扶贫首先在于一要“转念”，二要“转制”，要实施“换脑”工程。于是，他利用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之便，在天津开发区的资助下，定期组织毕节的领导干部来光华“补脑”，之后送到天津开发区去“实习”，当这批干部再回到毕节时，思维定势和以前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变。 有人形容厉以宁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千斤顶”，扛的事也太多了——“三农”问题、就业问题、人力资源如何转换等问题，都成了他的心头事。就此，他依然平静地用“民富为本”理论作答——让每家每户都成为小康之家，都过上富裕的生活，这难道不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吗？ 治学树人皆楷模 “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如今特有的学术风格是在陈岱孙、罗志如、陈振汉等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下，又结合自身的特点形成的。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良好的教育使他具有优美的文笔，他的经济学著作有的整篇就是可以朗诵的散文，这使他的文章与著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厉以宁不仅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上是一位大家，在教学实践上也是一位良师。在北大学生的心目中，厉以宁是最受好评的教授之一。学生们不仅崇尚他的经济学理论，对他的风度也是钦佩不已。厉以宁的课也颇受学生们欢迎，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上也不拘一格。在课堂上，他捏住粉笔，转向黑板，时写、时讲，时而拍打一下衣袖上的粉尘。他在讲课时大多数时间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有时他会忽然注视着某一个同学，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讲完一段课后问道：“你们看有没有道理？”当学生们发言时，厉以宁总是认真地听，一对敏锐的目光从镜片后面透射出来，一如他那敏捷的思路。同学们都说听厉老师课就像是与他在炉边交谈。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课总是堂堂爆满，为了能得到听他课的机会，同学们还想出了发号的主意，凭号进入教室，这样才能有座位。他每个学期都有课，教学总量大大超过了学校的规定。从1979年起，北大学生基本都听过他的经济学讲座。 由于他长期重视教学，也使他养成了“先讲课、再出书”的习惯。每次出书之前，他都广泛搜集资料，写成讲义，并为此专门开设一门相应的课程。然后根据课堂反映，修改后成书。为此，他的著作大多深入浅出、易读易懂。他还经常抽时间与学生进行交谈，特别是与刚入校不久的学生进行接触，给他们讲北大的传统，讲北大老一辈学者的探索精神。 既是经济学家，也是诗人 厉以宁与何玉春于1958年2月喜结伉俪。何玉春现已从电力高级工程师的岗位上退休，在生活上、事业上成为厉以宁著作的第一读者、编校者，更是他的知音。 每每提及厉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时，北大不少人都钦羡不已。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何玉春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这倒不在于厉教授多有名气，而是在于厉教授对她、对家一往情深。他给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给家写诗，从终身伴侣写到儿女孙辈。 曾有评价说厉以宁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经济学家。伴随他几十年人生历程的不仅有其经济思想，更有着充满激情与哲理的诗意，两者相互交融，构成他独具魅力的人生。他的诗清新、自然，不做作，不浮华，有喜悦，有哀伤，融入了他对人生的感悟。随意撷取一首，就可以品味他对人生的感受。而厉以宁则回答说：“我从不奉命而作，所有的都是有感而发。” “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这是厉以宁在1955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前夕写过的一首七绝自勉诗。到了1985年，在毕业30周年之际，厉以宁根据自己在北大的经验与体验，把这首七绝扩展为《鹧鸪天》词：“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对于自己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厉以宁解释说除了自己喜欢外，还因为诗词对一个人的人生修养有潜移默化作用。“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作诗填词，可以修身养性，抒怀遣兴，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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