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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最熟悉的莫过于农村，令我记忆最深刻的也是农村。因为我家住在农村，生活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是在庄稼院里生，庄稼院里长的庄稼人的后代。年轻的时候，也曾多年参加过农业生产当过农民，深知农民的甘苦，对农村的生活感受颇深，可谓是刻骨铭心。那蓝天白云，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那湿地草原，森林鸟兽的亘古荒原；那虫唱蛙鸣，月明星稀的寂静夜晚；那黑油油的土地，绿油油的庄稼；那勤劳朴实，善良憨厚的农民，这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故乡的一切之一切，孕育了我的生命，固化了我的基因，融入了我的血液，永远存储在我记忆的相册里。 我们家那个小村名叫春光村，这是在“文革”后期，驻村工作队给起的，之前它的名字叫刘家屯。其由来，是由一户刘姓人家最先来这里“开荒占草”而得名，后来有的人看到我们村三面环山中间是一块洼地，就又称其为洼子刘。那时，我们村子和原始的北大荒一样，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大荒原，自从刘姓人家来此开垦后，从辽宁、吉林和关里家等地，来这里开荒种地的农户不断增加，至清末明初已渐成村落。从那时开始，乡亲们就把土地当成了命根子，成年累月在土里刨食，依靠土地过日子，在这片充满神奇和希望的黑土地上，面朝黑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笨重的传统农具和着辛勤的汗水，不管是丰年还是歉年，无论时空如何变换，他们一年又一年，一代接一代，始终没离开过这片土地。 我的父辈们，他们大多没有文化，都是一拍脑袋脚上冒土的，普普通通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们经历过土改运动、分田单干、换工插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历史时期。住的是马架子和土草房，冬天穿的是大棉裤二棉袄，狗皮帽子靰鞡脚；夏天穿的是青单裤蓝布衫，冬天穿完夏改单。吃的是苞米查子小米饭，咸菜土豆总不断的粗粮淡饭。那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年到头见不到钱，吃喝拉撒睡等生活用度，全靠自己动手解决。穿衣服和鞋都秉承着“新三年旧三年，补补连连又三年”的传统习惯过日子。记得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因连年干旱少雨庄稼歉收，乡亲们缺少口粮，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让乡亲们填饱肚子，上边推行用淀粉充饥。将玉米秸子磨碎掺入少量的豆面和玉米面，做成干粮，美其名曰“三合面酥饼”。农民劳动强度大，消耗体力多，就得吃饭补充能量。虽然有了又涩又难咽的淀粉，但还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的饥饿问题，万般无奈，乡亲们只得用野菜充饥。我的三大伯是生产队里的硬劳力，因吃灰菜引起浑身水肿，蹲在炕上下不来地。一天我和他去乡上买药，走在路上他看见一个被马车轧扁的马粪蛋儿，他以为是掉在路上的三合面酥饼，因为那被轧扁的马粪蛋儿的颜色和形状与三合面酥饼相似，所以他就哈腰捡了起来。然后放到嘴里一咬，才知道是被车轧扁的马粪。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我记忆的底片上，使我没齿不忘。 我父辈那一代的农民同我们这一代的农民，是吃苦最多，劳动强度最大的庄稼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总是没有闲着的时候。一开春不出正月十五，就开始忙活刨粪送粪，备耕种地；到了夏天三铲三蹚一遍紧接一遍，直到秋收割地才算结束；冬天从庄稼一上场一直干到年根底下，方能收拾利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手里始终不离镐把、锄把和镰把，特别是到了秋天割地时，是最累的时候，用镰刀手工收割庄稼“刀刀见血”，是对庄稼人体力和技能的重大考验，尤其是在割麦子的时候，那金色的麦田里就成了庄稼人的竞技场。那时种的是密植小麦，十公分一个苗眼，一个整劳力纳24个苗眼，由打头的领刀，排成一排向前推进。割麦子的时候正是闷热难耐的三伏天，晒得身上直冒油，一哈腰就是一身汗。有的人挽着袖子，有的人穿着汗衫，有的人干脆就光着膀子，使出全身解数，惟恐被人落下。那年我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老庄稼人告诉我说：“割麦子要两腿弓曲，哈腰瞅地。大把揽麦，刀尖翘起。出刀要快，收刀用力。刀贴地皮，茬口要齐。”我虽然懂得了这些要领，但因身体单薄，又是初学乍练，一开始还能跟上打头的，时间一长就感到有些体力不支，不但被人落在了后面，出了一条长长的“龙挂”，而且身上被晒出一排鸡蛋大的水泡。收工时，乡亲们和我的哥哥都伸出援手，你一刀我一刀接我收工回家。回到家里累得我扯着猫尾巴上炕，攥刀把的五个手指蜷曲着，很长时间都伸不开。 我在农民堆里大约混了十多个年头，让我最受感动的是“文革”时期的农民。当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农村大地之后，虽然农村也搞过“破四旧立四新”、“三忠于四做到”、“斗私批修”和批斗地富反坏右等运动，喊过“革命口号”，贴过大字报，参加过“出工打红旗，坐下就学习”的一些政治活动，但不管怎样折腾，乡亲们始终没有像工厂、学校那样停工、停课，扔掉手中的锄把和镰把，离开土地搞串联闹“革命”。在那动乱的年月里，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真正起到了压仓石和稳定器的作用。如不这样，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在我这代人当农民的时候，农村已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当时，我父辈那代农民，都已成为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这时我们村有了“东方红”链轨拖拉机和胶轮拖拉机，村里建起了米面加工厂，铁匠炉和木匠铺，生产队里还搞起了副业生产，乡亲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抱着磨杆儿推碾子拉磨了，磨米厂和大队办公室还拉上了电灯和电话，乡亲们的生产和生活比以前也有了很大地改善。我的三大伯看到这些感到非常高兴，他对我说：“听老人们说，以后就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草死苗活地发暄的时候啦，真要到了那一天，我得好好看看！”可令人万分遗憾的是，我的三大伯没有等到那一天，就突然溘逝离开了我们。 我们上一代的农民已经老了，下一代的农民才刚刚走进土地，我们这一代就成为了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我们这一代农民和父辈们比起来，大多数人都有文化，脑袋灵活接受新事物快。在上世纪的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土改之后的第二次土地“革命”，在东北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对于那些在新中国翻身得解放，从合作化道路上走过来的老一代农民来说，感到很不理解，认为分田到户又走了回头路，不愿离开原来赖以生存的生产队。那时，我已在公社广播站任站长和编采工作，在下乡采访时，有位从土改时一直担任村干部的老支书，坐在生产队仓库的门槛上，横巴掌竖挡着不让分仓库里的东西，他对我说：“这不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了吗！”可那些年轻人却对我说，分田到户好，以前生产队像个大酱碟子，谁都来抹。现在种地自己说了算，少了瞎指挥，不吃大锅饭，打出的粮食都是自己的，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好、好、实在是好！就这样，不管有人理不理解，愿不愿意，“分田到户”大势所趋，最终还是由以前生产队的“大帮轰”变成了家家户户单打独奏的“满天星”，由原来的集体劳动，变成了分散耕种。乍一开始时，由于缺少牲畜和农具，出现了很多困难，后来由于采取了亲戚邻里相帮，换工插犋等办法，使面临的困难得到了有效解决，当年就获得了农业大丰收。不到几年的工夫，乡亲们的日子就开始富了起来。有的买了拖拉机，有的盖起了砖瓦房，添置了农机具，家家都安上了电话和有线电视，但这像刚破土而出的禾苗一样，仅仅是个开始。俗话说见苗三分喜，以后的变化将越来越大不可估量。 时间荏苒，转眼四十个春秋过去了，如今家乡的土草房已全部转身为砖瓦房和楼房，村里吃上了自来水，修上了水泥路，早年的几口公用露天水井，被当作消防水源盖了起来。真正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草死苗活地发暄的那一天了。眼下，家用电器、高档家具、手机、电脑和小轿车，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我们这代庄稼人，随着岁月的运转也已步入了老年，我们下一代的农民，一改过去老农的传统模样，一年到头没人再摸镐把、锄把和镰把了，村里再没人饲养牛马等大牲畜了，现已建起了家庭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连片种植，利用大马力或智能机车种田，并将原本只能种旱田的黑土地，改种了水田，实行科学种田，不但提高了产量，而且也增加了农民收入，生活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一年四季吃的都是大米白面，以前吃的粗粮反倒成了细粮。过去种地用的是体力，现在种地用的是脑力。我们下一代这茬农民的手上，已看不到老茧，他们一年干不上半年活，种地不用伸手，割地不用猫腰，下田开着小轿车，俨然成了甩手掌柜的，比 我们在农村种地时轻松多了。 时间荏苒，白驹过隙。我一晃从老家来到县城二十多年了，这些年在街上和广场里，经常能看到进城的乡亲。他们有的将土地流转出去进城打工，有的在城里做买卖创业，有的带着孙子进城陪读，有的干脆在城里买了楼安了家，把老人接进城里养老。总之，自从那本供应商品粮的“供应本”失效之后，农村人进城可以来去自由。近些年来，县城每开发出一个住宅小区，几乎有一半以上是来城里安家落户的农民。现在的农民已不再是过去老农的形象了，在街上你根本辨不出哪个是乡下人，哪个是城里人。 抚今追昔，四十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暂短的一瞬，可是变化如此之大，发展如此之快，令人瞩目震惊，难以预料。 今年春来，又传喜讯。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三步走”的时间表，提出了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我相信，我的家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变成令人向往的人间天堂。 作者：孙建涛，富锦市老科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