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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5 月9 日，对76 岁的姚筱舟老人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应上海东方电视台之邀，前去参加第17 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在现场，他第一次见到了作曲家朱践耳和已成为著名歌唱家的才旦卓玛。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灯的包围下，他们三人忘情拥抱，紧紧地握手。这一天是一支歌中成名的三个人共同的节日。这支歌就是由姚筱舟作词、朱践耳谱曲、才旦卓玛唱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姚筱舟老人是来自陕西省铜川矿务局《铜川矿工报》的一位老编辑。1949 年只有16 岁的姚筱舟正在家乡江西省铅山县中学读书，被五星红旗所召唤，投笔从戎，成为二野师政治部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51 年冬，他又“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朝鲜战场。停战后凯旋归来，转业到陕西省，后调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当了一名采矿技术工。从此，他就以“蕉萍”作笔名写矿工、赞矿工。 20 世纪50 年代我们国家的煤矿设施还很落后。1957年1月8 日，矿区发生重大事故，14 名矿工身亡。姚筱舟当天虽因病在家休息，但身为矿区技术员，他还是因家里亲属的“历史问题”受到“撤职下放，管制劳动”的处分。 姚筱舟一直追求进步，突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不再被信任，这使他对前途变得心灰意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神思恍惚。一次，煤矿剥离土层放炮，瞬间井下地面开始摇晃，岩石、木块往下倾泻，若不是班长跑来一个翻身把他压趴下，可能就没命了。又一次，一辆装满煤的矿车脱钩飞驰而下，人们又喊又叫，但走在轨道边的姚筱舟竟然毫无知觉，没有一点儿反应，幸亏一位老矿工一把揪住他的领子，甩到一边，才保全了性命。两次死里逃生，都是党员矿工救了他，给他内心很大的震动，使他对党、对工人产生了无比感激的心情。从此姚筱舟渐渐变得开朗起来，休息时主动走到矿工圈里和矿工们一起喝大碗茶、拉家常，倾听老矿工们直起嗓子喊高亢的陕北独有的秦腔。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矿工说起往昔的窑主不把矿工当人看待，矿工受的磨难那是苦到了黄连，讲到共产党的恩情是赞不绝口。一位姓张的矿工，经常找姚筱舟给家里写信，每次都要他写上一句：要记住共产党的恩，要好好听共产党的话，报共产党的恩！姚筱舟认为一再重复这句话太单调，要给他换个说法，张姓矿工瞪起眼珠，生气地说：“我的家信，你照写就是了。”有几位矿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编起顺口溜、快板出口成章，非常生动。他记录下许多矿工编的顺口溜和歌谣：“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鞭子是窑主的枪杆子，煤窑是窑工的棺（材）板子”等等。姚筱舟每天都被感动着，渐渐认识到“煤矿工人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应该享受的那部分阳光，把脏、苦、累留给自己，把光、热、笑贡献给人民”。他们也是新中国最可爱的人。听多了，记多了，姚筱舟不知不觉地有了写诗的冲动。1958 年初春一个风雪交加之夜，姚筱舟守在煤油灯下，一口气写了三首小诗，其中就包括《唱支山歌给党听》。 他用“蕉萍”为笔名，把这三首小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被刊发在“诗传单”专栏内，后被春风文艺出版社编汇在《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 雷锋看到了姚筱舟的诗，觉得写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就把姚筱舟的诗记到日记本里，并且做了两处改动，“母亲只能生我身”一句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这样更精炼，更有节奏感，也更适宜谱曲，表达对党的热爱之情。 “是雷锋、作曲家朱践耳、歌唱家才旦卓玛三个大月亮照亮了我。”多年后姚筱舟动情地说：“当初我写诗时，没有想要它成为歌词，功劳是他们三个人的。曲谱是翅膀，有了好的曲谱，歌词才能成为美丽的天鹅，飞向远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