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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发起的“2010年度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于本周二落下帷幕。经过一个多月的网上评选，李启铭校园撞人案登上榜首。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参会的二十余名学者都认为，已经持续5年的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显示公民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宪法和法律上，现实中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赵作海案推动制度改革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2010年的十大影响力诉讼和以往的案件惊人地相似。 2010年2月发生的“喝开水”与“躲猫猫”，都是看守所非正常死亡事件，其影响仍在于看守所黑幕的曝光。近两年前，“躲猫猫”事件发生后，公安部对看守所进行大规模整顿，推进看守所的阳光式管理，并着手修改《看守所管理条例》。然而侦查和羁押分离，将看守所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进展并不顺利。刑事诉讼法已经纳入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计划，据全国人大法工委有关人士透露，这一次修改是小修，公安部门并不会放权。 宜黄拆迁案无疑是唐福珍自焚案的延续。2009年年底，成都女子唐福珍一死惊天下，国务院法制办紧急启动搁置了两年多的“拆迁条例”修改。按照立法计划，新征收条例在2010年内出台。2010年末，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与公众见面。 据接近国务院法制办的人士介绍，新征收条例将在今年春节前后出台。不过，条例实施后能否阻止强拆，杜绝自焚事件，各方人士难表乐观。 在本届十大影响性诉讼中，惟一推动制度改革的是赵作海案。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紧急出台两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前，该规则已经酝酿多年，因争议较大，一直搁置。刑事司法专家周道鸾为此感到鼓舞，但隐忧亦多。“赵作海就是第二个佘祥林”。会上，周道鸾指出了两起案件有四大相似。一是党委为案件定性，是造成错案的主要原因。早在1979年，中央就下发64号文件《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这项规定一直没得到落实。 第二点是暴露出中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缺失。因为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合理怀疑规则，导致公检法三家对事实认定存在严重分歧。第三是公检法机关强调配合，轻视制约，所以无力纠错。第四是“疑罪从无”的理念没有真正确立，佘案和赵案依从的都是“疑罪从轻”、“疑罪从挂”原则。 马上要修改的刑诉法能否将两个证据规则吸纳进去？学者们对此有强烈期待。 名列榜首的“李刚门”类似于2009年杭州飙车案。“富二代”和“官二代”的骄横引爆了民众仇富、仇官的激烈情绪，不同的是，“李刚门”公众关注度更高。 信访是一剂慢性毒药 和美国的影响力诉讼不同，中国今年的影响性诉讼有不少看起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诉讼，而仅仅是进入了司法程序。这些案件的影响力并不在诉讼，而在于其对公众的影响。公共事件等于影响性诉讼。 这一点，也和往年的影响性诉讼不同。程海诉铁道部案，李刚诉卫生部牙防组案，这都是律师提起的公益性诉讼。在2010年，这类案件几乎绝迹。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显现，使公益诉讼推动法治建设、吸引公众眼球的几率下降。 十大诉讼无一不指向公权力的滥用。“是什么原因使公权力能够启动刑事司法程序，来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在会上反问。进京抓作家案，不过是前几年抓记者、抓网民的翻版。在“诽谤罪”之外，侮辱罪、敲诈勒索罪、非法经营罪等等，陆续成为公权力机关惩治不听话公民的“刀把子”，虽经媒体反复报道，但并未绝迹，一些当年因乱抓人遭停职的官员数年后又悄然升迁。 公权力的另一滥用是针对走投无路的上访百姓。安元鼎保安公司和地方政府达成协议，设立“黑监狱”关押访民，成为十大影响性诉讼中最丑陋的事件。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认为，大量的官民纠纷应该在行政复议阶段化解，大约有十分之一进入行政诉讼，极少量的走信访程序。这个正金字塔结构已被倒金字塔结构替代，据他掌握的数据，中国每年的行政复议案件在七八万件左右，行政诉讼十万件左右，而上访的人次上千万。“安元鼎事件说明，信访表面上可以维稳，其实累积了很多的不稳定。”何海波说。 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博弈 上榜的陕西国土厅否决法院判决案、长沙官员以维稳抗拒法院裁决案，是两起已经走完诉讼程序的案件。有趣的是，其指向并不像往常那样，仅仅在于司法权本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网络信息中心主任杨雄注意到，两个案件涉及到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博弈，结果是司法权失败。 “官员不拿法院当回事，法官不拿法律当回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兵指出两个案件的潜台词。 在众多法学家看来，2010年是“调解复兴”的第二年，各级法院在解决官民纠纷时，采取了更加慎重的方式，不是“下判”而是寻求和解，不是判决行政机关违法，而是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 司法是否能制约行政权力，正受到公众的质疑，陕西国土厅和长沙三级政府否认法院判决，凸显了“权大于法”的强悍，也使一些公民认为信法不如信访。法院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如何树立，也成了与会学者心里的疑问。（南方周末 黄秀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