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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红 的 党 旗 从 这 里 升 起

2011-5-26 19:58| 发布者: 老干部之家| 查看: 1305| 评论: 0|原作者: 刘桂 玲

摘要: 鲜 红 的 党 旗 从 这 里 升 起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瞻仰散记 刘桂玲 我参观过各种纪念馆和大大小小无数种展览,唯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让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那是在上个世纪末的一个初 ...

 

鲜 红 的 党  旗 从 这 里 升 起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瞻仰散记

刘桂玲

我参观过各种纪念馆和大大小小无数种展览,唯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让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那是在上个世纪末的一个初夏时节,我与朋友相约来到大上海,来到党旗升起的场所,来到中国共产党的发祥之地 — 上海卢湾区兴业路76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位于上海卢湾区兴业路76号。这是一幢建筑于1920年的典型上海一上一下石库门楼房,坐北朝南,外墙由青红砖相交砌成,其间镶嵌白色粉线。木门乌黑,门楣上有矾红色堆塑,给人一种喜庆、朴实和典雅之感。就在这一所普通的住宅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改变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光辉灿烂的一页。

19217 23日晚上,党的“一大”在这里庄严开幕。这是李汉俊的家。当时,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同住一幢房子。李书城早年参加革命,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一大”开会期间,李书城正在鄂主持驱逐军阀王占元的运动。这样,李书城当大官的身分和附近的特殊环境,对“一大”的召开起了良好的掩护作用。

会场设在仅有18平方米的楼下一间客厅里,正中一张长形的西式餐桌,四周放一圈圆凳,桌上摆着13只茶杯,1 个饰荷叶边的粉红色玻璃花瓶。靠东、西墙各有茶几一个,椅子二把。这里的一切皆保持着当时开会的原样。

简朴的场所迎来了长沙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小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小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旅日小组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九十年,光阴茌苒,大浪淘沙。参加“一大”13人,今天都已作古,时代骄子,风云际会,他们曾聚集于此,后来却又走上不同道路,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为革命先后英勇牺牲。王尽美参加“四大”后病逝。陈公博、周佛海堕落为汉奸,前者被处决,后者在监狱病死。李达脱党后又重新入党。张国焘叛变,被开除党籍,病死于加拿大。包惠僧脱党,建国后任国务院参事。刘仁静参加托派被开除党籍,后公开检讨错误,任国务院参事。毛泽东、董必武初衷不改,革命终生。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未能出席会议,临时决定推选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向大家报告开会的筹备经过,提出大会应当讨论的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接着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热情致词。随后几天的会议,起草和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纲领》和《决议》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大会要求“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岁月沧桑,环境险恶,“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的中文已不知遗落何方。现存的英文译本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硕士论文的附件。苏共也于1956年向中共移交了共产国际保留的“一大”这两份文件。这就成了“一大”留给后人的弥足珍贵的文献。

像任何事务不可能一帆风顺 一样,“一大”召开期间也遇到了一次惊险。那是730日举行的第六次会议刚开始不久,不料一个穿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朝室内东张西望,说是要找人,况且问非所答,然后离去。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地说:“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于是,代表们迅速离开,只剩下不便走的李汉俊、陈公博。一刻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几个人荷枪实弹包围了李汉俊的家。李汉俊、陈公博用英语、法语巧妙地应答了法国总巡的盘问,说是北京大学几位教授来这里谈编辑新时代丛书事项,并无政治企图。巡捕房的人无凭无据,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李家,但在周围布下了暗探。

“你把追求铺成路,血雨腥风更执着”,转移出来的代表陆续聚集在《新青年》编辑部。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去她家乡浙江嘉兴南湖,那里环境僻静,容易隐蔽,距上海近。于是,最后一次会议便来到了南湖一艘画舫上召开,大家以打麻将为掩护,王会悟坐船头望风。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未出席会议,但鉴于他是党的主要创使人之一,具有广泛的影响和很高的声望,因而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使命 — 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在古老的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毛泽东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90年来我们年年岁岁庆“七一”,但“一大”召开的时间并非71日。那么为什么把这一天作为建党纪念日呢?瞻仰完“一大”会场,我走出客厅后门,穿走廊,过灶间,来到中国共产党创史陈列室。这里展出有党史文献、实物和照片170多件,如实反映了党创建前后那段历史,也找到了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最早提出71日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他在19385月《论持久战》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今年7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他们回忆时记不清“一大”召开的准确时间,只觉得是一个夏天,天气很热,后来就把71日的月首作为党的纪念日。

几个月之后,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建立,接着,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6个地方共产党组织先后建立,当时,地方组织的称谓是不一样的。71日,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但历史,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那么,又是谁先在中国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是蔡和森。蔡和森在1920年从法国给毛泽东写的信中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对党的名称也有过考虑。1920117日,由上海组织创办的中国第一份共产党正式刊物,就叫《共产党》,同月制定的第一个宣言就明确了,是为《中国共产党宣言》。

至此,“一大”的思想组织准备业已具备,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性组织已是呼之欲出。这就是党旗升起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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