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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难忘的历史记忆 一、烟台脱险 1938年早春的一个傍晚，刚从培真幼稚园升小学一年级的我和往常一样，第一个走出放学后的路队向老师行礼说：“老师明天见。”便登上与学校一墙之隔的“乡云里”那高高的台阶。迈进院门，我便自豪而又带着稚声稚气的嗓音喊着：“妈妈！妈妈！我放学啦。”妈妈没有回答，却听到妹妹在不住声的哭泣，我心想妈妈可能不在家，便急忙推开门，只见弟弟惊愕的站在炕前，妈妈站在凳子上翻着箱子里的东西，还不停的往炕上扔。“妈，你干什么？”妈妈还是没有回答。看到家里的这种情形，我害怕的哭了，妈妈看我哭了，忙说：“别哭，快把你的书和喜欢的东西装好，再把锅里的饭拿出来给弟弟妹妹吃。”说完继续翻着东西。不多时妈妈将东西包了两个大包袱，又捆了床被子。妈妈又对我说：“你也快吃饭。”说完拉开门对北屋房东讲：“大妈，我公公病了，还挺重的，我和孩子回去住些日子，你帮忙照顾一下门子。”对方说：“放心走吧。”我哭着看着妈妈说：“我刚上学就请假回来跟不上怎么办，不去行吗？”我看见妈妈也在流泪，她强忍着眼泪，边抱着东西向院子走，边低声对我说：“领着弟弟妹妹快走。” 这时我才发现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院门口，他向周围扫了一眼，接过我们的行李转身出了门，妈妈又回来看了看，从墙上取下几张照片。大门外暗暗的灯光下，已有两辆黄包车静静的停着，车夫急忙把我们抱上车，也不说话，拉起车就走。过了三马路的小桥快步向西，我忽然发觉方向不对，爷爷家住在清泉寨，应该向东走的，于是我急忙问妈妈：“为什么不走东卡子门呢？”妈妈瞪了我一眼，忙说：“东卡子门关了，今晚先去叔叔家，明天再去爷爷家。”妈妈的回答让我不理解，我哪来的叔叔？可又不敢再问。 到了西南河，街面上越来越暗，行人也稀少了，只偶尔见到蜷缩在门楼下的乞讨人。刚过西南河桥头，不知从哪里钻出两个鬼子兵用生硬的汉语冲我们喊：“干什么的，站住。”妈妈很镇定的回答：“我们是从大连回来看父亲的。”鬼子向车上看了看，见是妇女和三个孩子，就放我们通过了。出了城，有人牵着一匹骡子在等我们。他把我们三个小孩一一抱进驮篓，妈妈谢过了拉黄包车的叔叔后，我们继续西行。 天朦朦亮了，我心里紧张，在驮篓里一直睡不踏实，望着酣睡中的弟妹，心想不知妈妈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心里想了很多……爸爸有好几个月没回来了，如果回来找不着我们怎么办？爸爸为什么总是夜里回来？为什么经常有警察来查户口？而且妈妈总是对别人说爸爸去大连做生意啦。这一连串的问号都没有答案。 当天中午落脚在蓬莱大柳行村，吃过午饭，下午继续向西走。 第二天的傍晚，我们来到一个城镇，牵牲口的大伯告诉妈妈这就是黄县，他把我们领到黄县中学门前的一条街上，远远看见一位穿着灰色制服打着绑腿的人迎上来，高高的个子好威风。妈妈说：“你们看谁来啦？”“爸爸！”我和弟弟同时喊着扑向爸爸怀里，我激动的抚摸着爸爸穿的制服问：“你穿的是什么衣服？”爸爸说：“是游击队的服装。”我又好奇的问：“什么是游击队？”爸爸告诉我是打鬼子的队伍。大家那个高兴呀。 晚饭后，妈妈流着泪向爸爸诉说着自去年爸爸离开家以后，伪警察经常半夜三更来骚扰，尤其是海关发生丢枪的事以后，妈妈两次被传讯，鬼子硬逼妈妈说出爸爸的去向。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爸爸是去大连做生意，并且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地下党发现情况危急，通过地下交通员通知我们迅速离开烟台，听着妈妈的叙述，我感觉就像听故事一样。 原来“七七事变”后，爸爸响应党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同许多烟台的爱国青年和学生纷纷离家参加了游击队。他们在我从延安回来的伯父的带领下，组织了11个人到烟台海关偷了伪警的8枝枪后，到牟平参加了游击队。 就这样，在经历了两天的紧张焦虑和路途颠簸之后，我们全家人终于团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