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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总理周恩来是我的伯父，他给晚辈立下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 二、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 三、一律到国务院机关大食堂排队进餐，有工作的自负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车。 七、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就形成了周家的家风：不搞特殊化，做普通老百姓。 1976年1月15日，开完了周恩来的追悼会，伯母邓颖超向亲属说：“你伯伯还向你们交代了这样一件事——“不要搞特殊”。” 我当时听了很激动，因为周恩来已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病痛折磨，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他要与死神抢时间，把党和国家的大事交代好，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给侄子辈留下了临终遗言。 伯母说，“你伯伯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来严格要求自己，作为他的亲属，你们又有什么理由在自己的革命征程中搞特殊化哪”？ 当时我听后很惭愧，虽然我按伯伯的要求坚持在最基层，但内心很纠结，始终放不下自己是“总理侄儿”这个包袱，听到伯母的话使自己猛醒，告诫自己不要想三想四，老老实实按伯父的教诲做人。 1982年6月17日，伯母邓颖超致中共中央一封信，主要是交代了她的后事，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和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以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 这封信在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而发布的讣告时，一并公布在各大媒体上。 周总理严格对待亲属，特别是侄儿女辈是众所周知的。但周总理对待侄子辈还有非常关爱的一面，尽管他日理万机，昼夜工作，他还时不时地在星期天把我们招去随意漫谈，他向我们谈人生、谈进步、谈家事。。。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在党政机关工作，你在党政机关工作，一旦暴露了和我的关系，你就可能很快的晋升，调到上面来工作，这是不公平的，这不是你本人的能力和业绩所致，而是人家看在我的面子。。。你们应该到基层去干，从基层干上来是公平的。 当时我们侄子辈有两人在党政机关，一名是外交官，一名是在北京朝阳区委当干事，在朝阳区委当干事的那位后来就被调到一家公司去上班了。 当时我们侄子辈中大多在基层：有炼钢工人、细纱女工、机械厂工人、内蒙古牧民、延安农民、解放军战士等，还有一名是看自行车的。看自行车工作当时被认为是卑微的，因为看一辆自行车只有二分钱。后来他的身份也被暴露了，人们大感诧异，“怎么周总理的亲属看自行车啊”！有的“好心人”就劝他不要干了，这样会给总理丢脸的！我们那位理直气壮的说，“我看自行车是凭劳动吃饭，怎么会丢我伯父的脸哪”。 周总理的侄子辈中没有高级干部，没有商业大贾，在中央层面上更是没有周家人的身影。直至1998年在全国第九届政协大会上，堂妹周秉德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我们周家的最高荣誉，而此时周总理已经过世22年了。 我有幸与伯父周恩来有一次对话，那是1961年春节经二老同意我去看望他们，住在总理家里，第一天吃中午饭时我才见到了伯伯，总理知道我在工厂工作很是欣慰，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并向我了解工厂的情况、工人的生活状况等，我都一一如实回答，我们的对话时间并不长，伯父就看了看手表，我意识到总理有事，我就请求结束对话，伯伯起身时向我说了一句话：“保章，你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坚持在基层。”伯伯迈出去了一步，又回头盯着我，略略提高了声调，又说了一句话，“你本来就是普通劳动者嘛。” 当时我也不敢看伯伯，因为总理的话很严厉，我感到很紧张，心里蹦蹦直跳，脸也发热。。。 然而，我却记住了总理的教诲，并决心去做。 我退下来20多年了，已是耄耋老人，回顾我的一生感到羞愧，自己平平凡凡，未能为祖国和人民多做贡献。但也有一点聊以自慰，这就是我一生遵照总理的教诲，从学校到部队到工厂坚持在最基层，做了一名诚实的、积极的普通劳动者，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 为什么说是诚实的普通劳动者？ 因为，我遵照伯父的教导，在基层没有炫耀自己，没有暴露和总理的关系。我自1950年随部队进入青岛已有60多年，但人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份，还是在1996年我来青岛46年了，因为得了重症，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惊动了有关上级，才暴露了我的身份。但还是有一些人对我的身份表示质疑，“总理在时没听说有个侄儿，总理逝世了青岛却冒出个总理侄儿来”? 为什么说是积极的普通劳动者？ 我一生工作了44年，干过20多个工作岗位，都是些最平凡的工作。在部队，我当过战士、班长、文化教员、电影放映员、助理员、干事等，25岁转到了工厂，直至退下来，我在工厂当过工人、车间主任、计划员、调度员、文书、炊事员等，岗位虽然平凡，但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在每一个岗位上我都是敬业的。在部队立过功被通报表彰，在工厂我是先进工作者。 退下来后，我自愿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宣讲周恩来总理的崇高精神和丰功伟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党史、国史教育，从小学讲到大学，从社区讲到中央，从青岛讲到全国，18年来我义务宣讲了1272场，听众达到70万余人次。我被中宣部评为“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被中组部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被中国关工委和中央文明办两次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关爱明天普法先行’先进个人”，并多次进京领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长春、刘云山等接见合影荣誉。 我的老伴是一名小学退休教师，教书育人三十年，曾被评为“青岛市优秀班主任”。退下来后，她一直在做志愿者，现在是社区党支部书记，我是街道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我们这对耄耋党员，为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的孩子是一名中学教师，她在这所中学读初中、读高中，上完大学又回到本校教书，从12岁就进入这所学校，现在已近50岁，她很本分，很低调，绝不张扬，忠于园丁职守，默默地耕耘着，现在她还在带高三毕业班，人们并不知道她和我的关系。去年校长突然问她：“周保章是谁？”她说，“周保章是我爸”。 我的第三代，由于他的户口在四方，和老百姓一样，电脑排位，就近上学，在四方完成了他的小学和初中学业。上高中他有了选择权，可以参与竞争，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青岛最好的中学——青岛二中。又以600多分的成绩考上了中国海洋大学，现在是大二学生。 我们祖孙三代秉承了周总理的教诲，绝不敢张扬，绝不敢搞特殊，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当一名普通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周家的家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