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与胡耀邦冲突内幕

陈永贵与胡耀邦冲突内幕

文/龚民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示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把这句对陈永贵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了。

胡耀邦惹怒陈永贵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时，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发生冲突。胡耀邦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这一切都像是指着陈永贵的鼻子训斥他。

陈永贵因此怒气冲冲，以至于后来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劝他注意一下“两个凡是”的立场。最后在表决的时候，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实践标准初见分晓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载了一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的长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了这篇长文。人们开始把这篇文章与一年前华国锋批示的一篇两报一刊社论联系起来。那篇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肯定过的就不能改，毛泽东的话似乎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两股政治势力围绕着这个哲学问题开始过招，暗自较上了劲。

陈永贵不肯公开表态，昔阳和大寨也跟陈永贵一样不表态，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陈永贵与华国锋一致，华国锋指示中央的宣传部门对这场运动“不表态”“不介入”。但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却陆续发表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到1978年底，绝大多数省份和军区的首脑已经站到了“实践派”的大旗下，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讨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宣布党的理论务虚会开幕。他一上来就谈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他号召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了“西单墙”问题，也初步涉及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陈永贵非常关注这次会议，他不能容忍对毛泽东说一个“不”字。在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的自由化思潮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提法使陈永贵多少感到几分欣慰。“对四个坚持是满意的。”陈永贵说。

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昔阳县委委员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的情况，他还谈起了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了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又该怎么办？陈永贵没有明说。

批评大寨毫不含糊

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辞，压力渐渐集中到胡耀邦身上。

宁夏自治区党委薛宏福给中央写信说：“这个时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不少传说，有的说大寨方向不对，有的说大寨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是假的，有的说学大寨太艰苦了，生产水平不高，对国家贡献也不大……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和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

1979年3月2日，李先念读了这封信，批示道：耀邦同志：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见。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当然正确的政策是首位，机械化也重要，科学研究要跟上，但离开了大干、苦干、巧干还是不行的……建议报纸还是应当宣传自力更生搞得好的农田基本建设经验。

1979年3月19日，李先念批示不过半个月，《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他几篇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问题。

陈永贵的火气越激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据说有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个电话说：“陈永贵，你到我这来一下。”陈永贵就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他闭紧嘴巴坐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过了不久，他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不过，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下台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