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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康兆堂 整理：张 楠 1949年的金门一战，我军损失惨重。参战的28军、29军共计三个团连同船工九千余人，因增援不利、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大部分将士英勇牺牲，三千余名将士被俘送到台湾。1950年，有900多名我军将士分四批被载上渔船遣返大陆，康兆堂就是第一批被遣返大陆的战士之一。近期，我们探望了这位老人，听他讲述了那段悲痛凄然的往事。
我叫康兆堂，1927年出生在山东广饶。十五岁时我就为村里的地下党当交通员，十九岁时我如愿入了党、参了军。我跟着部队一路从山东南下，经历了济南、淮海、渡江等许多个战役。我们的部队中大多数都是山东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支队伍就是后来的28军。 1949年，我们陈师福建，剑指金门，那时我是251团政委田志春的警卫员。当时除了我们团，还有244团和29军253团被选作登陆金门的第一梯队。那时大家士气高昂，对拿下金门很有信心。 漫山遍野全是牺牲的战士 1949年10月24日晚，我们团按照作战计划乘船出发了。海上波涛汹涌，我们乘的是向老百姓征用的小渔船，只能坐12人，一些战士因为晕船呕吐起来，有一些船还被浪给打翻了。行驶途中，敌人向天空发射了照明弹，我们被发现了。抵近金门海滩时，美国第七舰队军舰从小金门驶出来，把我们的船撞翻了一片。我们还没登陆就受到了国民党军猛火攻击。 在刘天祥团长指挥下，我们团抢滩登陆。开始还比较顺利，俘虏了三百多国民党兵。可很快就被赶来的国民党兵包围起来，我们的队伍被打散。看守俘虏兵的一个排的人也都牺牲了。敌方有坦克、飞机、大炮，我们只能靠手里的步枪、机枪与他们抗衡。敌人一波又一波地冲上来，感觉怎么打也打不完。后来知道，本来国民党胡琏兵团是要换防驻守金门的李良荣兵团，结果在李未走，胡已来的时候，我们打了金门。敌方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 作为警卫员，我们要紧跟首长。可刚一登陆，刘天祥团长的警卫员小曹就牺牲了，参谋长的警卫员小牛也牺牲了，马绍堂副团长的警卫员是以前战斗中被解放来的国民党士兵，马副团长看他老实收了他做警卫员，结果刚到金门他就跑到敌人阵营去了。后来，我的脚脖子被炸伤，田志春政委让我回船上，我立马拒绝了，首长们没有警卫员跟着，我可不放心。我便忍痛跟着部队往前冲，鞋子里满是鲜血，就脱下鞋倒掉，后来血不流了，伤口里灌满了沙子。 战斗十分惨烈，我们的战士都像小老虎一样，不怕死地向前冲，打倒不少敌人，而我们的战士也一批批倒下。沙滩、平川、山坡，到处都是战友们的尸体，不忍直视。没想到，我们的船刚上岸就退潮了，本来计划要返航接第二梯队战士的船都卡在了沙滩上，动弹不得。丧尽天良的是，敌人把船上都浇上油，放火烧了。那时船上有很多我们的伤病员，伤重的都没法从船上下来，就这样一起被烧了。我们从山坡上看到，沙滩上火海一片。我们跟后方联系得知，船一只也没了，第二梯队“望洋兴叹”，我们只能自力更生。 三天三夜 弹尽粮绝 激烈战斗打了三天三夜，子弹没了，我们都负了伤，大家把枪都扔到山沟里。在那样的境地，没子弹的枪还不如拿个棍子管用。国民党漫山搜索，我们近四十个人找到个山洞藏了进去。白天没法出来，晚上我们几个伤得比较轻的战士出来扒地瓜吃。金门那儿没有土，地里都是石头，根本扒不动，我的两手扒得全是血。为了给大家找水，我们就拿个铁帽子，夜里偷偷去村里，哪怕是猪圈的水也好，舀上些就往回跑，然后给大家一人一口。团长、政委鼓励大家能坚持一天是一天，我们当时也盼着第二梯队的战士能想方法来支援我们，然后再一起把金门拿下。可有些重伤员没坚持下去，因为没医没药，就那样淌血淌死了。 我们在山洞里藏了三四天，结果因为夜里出去把草踩出痕迹，暴露了目标，山洞被国民党包围。刘天祥团长对大家说，我们冲吧，能活一个是一个。语毕带头冲出去，被敌人机枪扫射，两条腿都打断了。国民党发现我们没有任何武器，就停了火，包围上来。我们被带到村子一间屋子里关着，国民党不给吃不给喝，关了三天后把我们带到了台北监狱。刘天祥团长被送到医院，一个排长跟着去照顾他，十天后排长被送了回来，说团长不吃不喝，医院找护士看管他。从此我们就没了团长的音讯。 在台北监狱，原先被解放到我军的国民党士兵把谁是领导都指认了出来。国民党把首长们都关到一起，国民党说我是首长的副官，也都在一起关着。战士们都被挑走了，有些被带去充军。在台北监狱，我们终日不见阳光。田志春政委不断给大家打气，说我们没有了枪支弹药，但还能用政治武器跟敌人做斗争，要好好活下去，我们将来一定能解放台湾。几个月后，监狱去了些印度人，作为中立国进行调解，我们才得以在院子里放风。国民党看管我们的战士中有很多山东人，有时也趁着国民党军官不在时跟我们聊聊天，说自己怎么从山东来到台湾的。他们还说，你们很危险，会被杀的。我们当时就表示，杀就杀，我们又不怕死。 我第一批被遣返大陆 1950年春的一天，国民党突然从各监狱集中了一批战士，说要把我们送回大陆。有国民党军官说，我们不杀你们，我们要把你们送回去让共产党杀你们。我在这一批人里，但是正职干部都被留下了，我们团的领导只有马绍堂副团长跟我一起被送回。从此我和田志春政委分别，再不知他的音讯。记得当时我们被送到一个山坡上，国民党说你们爬过这个山，那边就有你们的船。我们爬过山坡，终于见到我们解放军的船。在船上，我们还领了新军装，都穿在身上。我被船送到杭州学习，连以上干部被送到南京学习。 说实话，我们这批战士其实都灰心了，打了好几年胜仗，结果新中国成立后打了场大败仗，罪名落到自己头上，都很气馁。学习中有司令部的领导给我们上课谈心，说不要灰心，革命还会继续下去，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当时还相互进行了检举，一些打仗时临阵脱逃的士兵受到了处分。我当时被宣布行政上职务不变，也没有受到党内处分。学习结束后我被分到了七兵团司令部通信排，后来我们兵团成立大队，押送国民党战俘到西北，我也是大队中的一员。1951年我们把战俘送到了延安南泥湾，我在公安部门负责看管犯人。直到1958年我复员，回到了家乡广饶务农。 我的军旅生涯结束了，但金门战役成了我永远的痛。我到现在还是一瘸一拐，脚疼得厉害。而更痛的是想起我们团英勇的首长们，想起无数牺牲的战友们。金门战役中我们三个团全军覆没，原来的档案也不知道在哪儿，我竟再也没法参加组织生活。因为金门战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还被横加指责和批斗，我和战友们的宝贵照片被烧了，代表着我战争荣誉的纪念章也全被红卫兵没收，再也找不回来了。 好在后来国家为金门战役平反，今年的2月6日，在28军和251团首长后代的帮助下，我的党员身份也被确认了。66年后，我又再次回到党的怀抱。这对从小就参加革命的我来说，觉得死也无憾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