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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8月，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乳山县港里区农技站工作。 当时，我心里燃烧着工作的热情和激情。心想，党把我这个农村孩子培养成为国家干部，在学校念书，国家不但供给生活费，每月还发几元钱的助学金。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端上了铁饭碗，自己不好好干，怎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我在薛格村驻点，和村支书唐春秀研究推广高温积绿肥，增加小麦的基肥，为玉米根外追肥，取得了党支部的支持，发动群众，投入积肥运动。我看到群众接受新事物的热情，看到他们冲天的干劲，看到合作化后农民喜悦的心情。秋天玉米丰收，第二年小麦也丰产，群众信任我、支持我，我也和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冬天我在全区推广果树的修剪法，第二年也获得高产。我尝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科学种田的甜头，我把广大农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把农业合作化后带来的丰收成果写成文章，投向当时的《莱阳大众报》、《农村大众报》、《大众日报》以及上海的《展望》杂志，先后被刊登。区党委书记李云茂是一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拍拍我的肩，吐一口在长烟袋里吸的烟说：“小伙子，谢谢你，给咱们区带来大丰收！”我说：“都是党领导的好，支持的好，群众干的好，我一切听党号召！”他咧嘴笑了，脸上的皱纹成一朵花：“小娃娃还会上纲说话哩！” 冬天，他顶风冒雪，到山里和我学剪果树，夏天他汗流浃背地和我一起带领农民积肥。他赤着脚，挽着裤腿，白天一身泥一身汗，晚上我们用凉水冲完后，坐在小河边，促膝谈心，研究增产技术措施，研究农民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彼此心心相印，心心相连，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没有因为他是区委书记而拘束，他没有因我是刚毕业的小孩子而轻视。农技的事都是先听听我的意见，然后再拍板。 那时下乡全骑自行车。我没钱买，他跑到县里给我要了一辆新的大金鹿牌子的自行车。我不会骑，他在车后面把着车座教我。寒冬的晚上，我睡在没有火炉的木板床上，被子薄，冻得睡不着，他叫我和他睡在一个炕上，他自己花钱买烧草晚上烧炕。这种父辈的关爱，给我增添了工作的干劲，也深深体会到上下级之间平等相待、互相关心的深厚友谊。我热爱党，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领导。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每天都有新的增产点子。 可是，一场政治风暴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1957年秋天，县里根据上级指示开展了整风运动。所有区乡干部全集中在县里分组大鸣大放，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在农口知识分子组，参加会议的组员都是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工龄比我长，年龄比我大。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题目是合作化的问题。我一听来劲了，根据我在农村的观察和调查说：“合作化好，农民积极性高了，粮食丰收了，人心齐了，都热爱集体了，干劲大了…… ” “小胡，你这是胡说，我们说合作化搞糟了，搞错了！” 他们几个人一齐发言，驳斥我的言论。他们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窗外几十米远处都能听到他们对合作化愤怒的言论。几张嘴好似机关枪对准我扫来，我仿佛成了罪人。他们还说我写的报道不实，我说所有报道都经过党支部审查，有的还经群众审查了才寄出去的，也还是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 此时的我孤立无援。我的一张嘴怎能说过几张嘴，我气得含着眼泪去了厕所解手。这时，县委书记满玉成正在窗外徘徊，他在听我们的辩论。他微微含笑跟在我的后面，来到厕所，慈爱地问我：“怎么害怕了？怎么眼红了？” “满书记，难道我错了？”我委屈地说。 “你没有错！同样一件事，戴上红色眼镜看到的就是红色的，戴上黑色眼镜看就是黑色的。你戴的是红色眼镜，所以看到了那么多先进事物，写了那么多先进的人和事，这是对党的态度！要热爱党就要坚持下去，不要怕，你没有错！”他扎好腰带，把胳膊搭在我肩上，拍拍我，鼓励我说：“他们攻击你，你不会反击吗？拿事实说话呀！” 满书记慈祥的微笑，深情的眼神，温暖的手掌，给了我力量，给了我自信。我急忙回到小组，面对几个人唇枪舌战，给了他们迎头痛击，我用充分的事实，阐述我的观点，社会主义好，合作化好！他们的大字报贴满墙，我也贴满墙，大鸣大放，畅所欲言。 这时，县委书记集中开大会，各组选代表发言，我们组说社会主义不好的人首先发言。港里区党委书记李云茂，手里拿着烟袋，站在讲台上，声音洪亮的说：“社会主义好，农村合作化好，事实摆在那，我区小胡的大字报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也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他在会上的发言引来了阵阵掌声。我心里踏实了，内心沸腾了。后面的结果不用我说，经历过的人，都会明白的。 运动过后，有的人戴着各种帽子去劳动改造了。我被调到县农业局，常跟县委书记满玉成下乡、驻点，搞大面积丰产田，推广新的科学技术，实事求是的创丰收。每做完一项工作，他就让我写一篇总结，写一篇报道，写一篇通讯。他帮我谈思想，说观点，找论据，充实论点，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我打心眼里喜欢起了新闻报道，白天上山劳动、检查，也背着钢板稿纸和笔。在田间，在地头，休息时我就写作。因为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接触的人和事，很容易发现他们身上闪光的东西。发现先进的有教育意义的事物，就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写他们，歌颂他们，不把他们宣传出去就睡不安、吃不宁。在1957年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知识分子下乡的《两点体会》受到了好评。从1956到1958年间，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各类文章近百篇，每月有时发表15—20篇（含广播站）。 县委书记满玉成对我耐心帮助，大力支持。他经常对我说：我们要求干部能说能写能干，心中只有对党对社会主义有爱、有情，才能写出有感情的文章。只有戴上红色眼镜才能看到先进的人和事，才能挖掘出他们优良的品德。我和他在共同的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提高了写作水平。从此，我大部分时间，跟随在主要领导身边，发挥写作之长。1962年，我写的《跟书记下乡》、《感受优良作风》在《烟台日报》发表，受到好评，并被《烟台日报》编选在60年作品精选上（主编孙为刚，新华出版社出版），2005年9月第一版书名《一起分享》。从此我走上了新闻工作的岗位上。1987年威海成立地级市，我被调入威海市广播电视局创办主编威海广播电视报，充分发挥了我热爱新闻工作的作用。 在主编威海广播电视报期间，利用业余时间，我进行了文学创作，出版了8本书600余万字，新闻稿数百万字。在全国各报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获得各种奖50余次。2000年1月，我光荣退休，回忆过去，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在党的培养下，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做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愿时刻戴着红色眼镜看世界看中国，抒发自己对社会主义对党的热爱之情。歌颂党和社会主义。歌颂先进的人和事。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社会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我的发展。我在党的教育下，我在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作用。我热爱自己的专业，一生已经心满意足。现在我老有所养，老有所爱，老有朋友。每天沉浸在老年的幸福里。我每天都对党充满着深深地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