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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孝道，没必要形成“标准” 8月13日，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新版“二十四孝”行动标准。而新版“二十四孝”出炉后，引来社会各种声音，有支持、有质疑（见本报今日A04版）。 忙完奥运报道，回过头来撞见两大新闻，一个是悍匪周克华被警方击毙，另一个是新版“二十四孝”出炉。前一个新闻是非黑白清楚明白，而后一个新闻就值得讨论了。看这条新闻的标题，我本能地产生反感，为什么一定得打着“二十四孝”的旗号呢？尽管加了一个新字。官方的解释是：新“24孝”行动标准与旧“24孝”形成对比，就是想告诉大家，时代的脚步在不断向前迈进，“我们对 孝文化的理解，既要传承又要有创新”。 其实没必要传承，起码没必要传承“二十四孝”，因为其中很多内容，真不是什么至善纯真之物。你读一下“二十四孝”就会发现这样两个规律，一个是内容都十分荒诞离奇，比如“卧冰求鲤”、“郭巨埋儿”之类的，都在表达一种残忍的孝行。拿“郭巨埋儿”来说，我不认为一个对孩子残忍的人会对母亲真的孝顺，那么为什么会编写（如果是真实的，那就太可怕了）这种极端的孝行呢？这就牵扯到第二个规律。 纵观“二十四孝”故事发生的年代，你会发现它们大多发生在汉代和魏晋时期。民间故事往往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汉代的时代特征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乎人才的选拔就从儒家思想出发，而“孝”被认为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之一，按董仲舒的话来讲“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另一个标准是“廉”，于是汉代的选官标准就是“举孝廉”，就是把既孝且廉的人才推举出来当官。当有了利益的驱使，原本正常的行为便异化了。沽名钓誉者有之，弄虚作假者有之，剑走偏锋者有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作秀”，你守孝10年，我就守孝20年。整个选拔制度到最后完全荒腔走板，到了两晋时期已经难以为继，最终在隋唐被更公平的科举所代替。这就是“二十四孝”故事诞生的背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产生了极端的行为。在孝道文化里，这部分实在算不上精华。 到了近现代，经历了一次次的思想解放之后，其实我们应当对“孝道”有了新的认识，显然它不适合作为一种制度工具存在，起码它不应该成为一种法律约束或是选拔标准。甚至在我看来，它都不应该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存在，“孝”是什么呢？它应该是一种人伦情感，是一个人的内在需求，而不是一种外部道德约束。我们可以提倡，但不应该强迫，因为每个人对孝的认识和行动都是自主的、个体化的和具体而微的，又岂是二十四个所能囊括的。我们无法确切了解每个人的条件和愿望，包括父母的。社会上关于这则新闻诸多的声音，支持的，质疑的，支持却表示做不到的，恰恰反映了每个人对于“孝”的多元化需求。 其实阅读新版“二十四孝”，都是些很温馨的行为，我们提倡就好了，没必要形成所谓的“标准”，更没必要和传统的“二十四孝”联系起来。就像“常回家看看”，我们可以歌唱，但不能把它变成法律。 牛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