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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李子才，1895 年生于山西定襄县蒋村，曾在本村私塾读过几年书，17岁起，就开始在本县县城商号当学徒。1927年随掌柜去当时的察哈尔省多伦县从事皮毛生意。直到1933年，日寇侵占热河，商号遭受抢劫，生意倒闭，父亲失业逃回家乡。 坎坷的经历和失业的痛苦，使父亲对日寇心怀愤懑，思想逐渐倾向进步，常和村中一些进步人士交往。日新医院是共产党设在我村的秘密联络点，负责人韩春堂以行医为名，经常聚集一些进步青年谈论抗日救亡等国家大事，父亲就是出入那里的常客。放假期间，我常到那里叫父亲回家吃饭，有时也参加他们的讨论，印象很深。 1936年秋，经人介绍，父亲到太原一个官办的“营业公社”当了一名小职员。1937 年发生了“ 七七事变”，太原街头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激发了我的抗日热情，我放弃了继续上学的机会，投身到了抗日的洪流中，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我参加了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经过短期训练后，当年9月我就奔赴抗日前线。部队出发时，父亲还在车站为我送行。 1937年10月，我随部队从五台转到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就一直在太岳区工作。1939 年4 月，我突然接到父亲1938年5月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太原失守后，我经西山辗转回乡，我虽是旧社会过来人，但国难当头，抗日救国也决不后人，我以老青年资格参加了县里的抗日游击队……”并勉励我坚持抗日，不要挂念家庭。父亲的信更坚定了我抗日的意志和决心，我当即给父亲写了回信。但兵荒马乱，交通阻隔，父亲能否收到，不得而知。 1940年8月，我又接到父亲辗转寄来的一封信说：“因工作需要，我已调到定襄县抗日政府工作，主要在敌区活动，为便于保密和表示自己的决心，我易名何患……潜入蒋村日军据点工作时，偶然在纸坊的废纸堆中捡得一本苏联小说《士敏土》，知你从小喜欢文学，就给你保存着，等你胜利回来看吧。”信中也未提及是否收到我的去信。父亲的信中充满了抗日的激情和胜利的信心。这封信后，父亲就再无音信。 1942年6月，一次反扫荡后，我偶然看到了一张 我在悲痛之余，又有点困惑。按照当时的一般含义，士绅是指开明地主和上层代表人物，而我家只是中农成分，与地主无缘。也许是因为父亲在工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或为了从事秘密工作的需要而如此称呼，不得而知。我远离家乡，一直在太岳区工作，受敌人封锁，对父亲参加抗日工作和被捕殉难的具体情况无从得知。直到全省解放以后，我回到阔别12年的家乡，听了母亲和弟弟、妹妹的叙述，探访了当时县里的一些领导同志，对父亲牺牲前后的情况，才有了比较具体了解。 原来，父亲在1938年参加游击队不久，就调到抗日政府工作，先后任三区民政助理员、县政府实业科长，还担任晋察冀边区参议员。他在工作上除了照顾抗属、扶助贫困群众外，还经常潜入敌占区宣传抗日，搜集情报，为我方购买火柴、食盐、药品等稀缺物资，特别是他想方设法帮助蒋村纸坊造出了两面光的麻纸，并将它们秘密运出，为边区印刷报纸之用，曾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嘉奖。 蒋村是个大村，人多地少，造纸业比较发达，日军侵占后，不少作坊倒闭，一批手工业造纸工人失业，父亲利用他人缘好、熟悉情况等有利条件，经常秘密回村动员这些人参加抗日队伍，并发展隐蔽力量，开展对敌工作。曾担任蒋村日伪维持会长的胡来九就是被我父亲争取过来的，常为我方搜集和传送情报，并通过胡来九进一步做通了日伪区长张宣臣的工作，张宣臣曾和父亲秘密接过一次头，后因父亲被捕牺牲而中断。 父亲常随同游击队活动，破铁路、割电线，袭击敌人。一次，他带游击队袭入蒋村据点，俘虏3个伪军，经过突击教育又把他们放回，争取做我们的内线。又一次，父亲和游击队队员在李家庄处死了1个日本兵，游击队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送给父亲，父亲极为珍视这件战利品，他让母亲放入缸内，埋在地下。后来他去边区参观时，将这件大衣带上，亲手送给了宋劭文（1910年—1994年，山西太原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山西牺盟会宣传部部长、五台县县长、山西省第一专署专员、晋察军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财经办事处秘书长兼农业部部长）。 父亲死得很壮烈，临刑前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口号，从容就义，日军还残暴地将他的人头割下，挂在城门示众。后来经我方买通关系才把遗体运回，秘密安葬于蒋村村外，母亲还特意为父亲做了个面制的人头。 1946年，定襄县城第一次解放后，在城内召开了盛大的庆祝胜利和追悼烈士大会，政府通知我和弟弟前去参加，我们在主席台前的烈士名单上，见到了父亲的名字。 （李敏系原太原警备区政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