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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79岁，老伴张爱田76岁。我们初次见面时就派生出了一段趣事： 经人介绍我俩见面相互介绍情况。我说我原在报社工作。老伴说：“我考高小多亏你们的报纸，当时《临沂大众》报上刊登的《给志愿军的一封信》，我细读了，结果作文考试就是这个命题，我得了高分。”我说你这属于剽窃，她问怎么处理？“罚款。”“罚多少？”“小学生犯罪处罚从轻，罚2角4分，买两张电影票（电影票1角2分一张）看电影去。”“我没带钱。”“写个借条，本人暂借，以后还账。” 如今50个春秋过去了，昔日初会时的“借款”老伴也一直未还给我。但这段趣事却在冥冥之中引导我们无论经历何种考验都要快乐的生活。 婚后第二年，厄运降临，我患肝炎住进了疗养院，这是三年生活困难造成的后遗症。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肝炎是不治之症，得了肝炎只能等死。我很痛苦，一直萎靡不振。那时老伴在医院工作，开导我说要抖起精神和疾病作斗争，肝炎完全能治好。她说鼓患重病互呵护，舞斗志，首先要注意仪表，于是她让我穿上从上海买来的一套时髦服装，我顿时被装扮得仪表堂堂，人看起来也精神抖擞了些。老伴又买来各种滋补品，帮我加强营养，使我病情大大好转，只是体力依然很弱。文革时，我也未能幸免，挨批斗、蹲牛棚，一直是工作积极分子的我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几次欲寻短见。多亏老伴开导我才慢慢想通。经劳动改造6个月，我的饭量竟然增加了，体力也大增，肝炎连同神经衰弱竟全部彻底治愈。事后我不禁感叹，坏事变好事了。 岂料，1976年，老伴又被查出身患乳腺癌。有医生说她也就还有三五年的命。闻此，我放声大哭，待冷静下来后决心尽力挽救她。于是我陪她到济南动手术。术后，我昼夜陪护，跑里跑外，加之营养不足，体力消耗大，两条腿都快迈不动步子了。但是在老伴面前，我依然强打精神。出院后，老伴需要在家休养3个月，我便包揽了全部家务，并四处购买甲鱼等滋补品。经过我的精心呵护，老伴病情好转很快，体力也恢复得不错，很快便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才又步入了正轨。 如今，老来我喜欢伏案写作，老伴则在对面作画，晚年生活其乐融融。但有时也不平静，俩人之间时有“火花”，有时甚至达到激战的程度。好在我们双方都不当真，“战火”一息就忘，老夫老妻间的磕磕绊绊反倒成了一种乐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