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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国东北、华北先后沦陷，成千上万的同胞流离失所，到处流浪、逃亡。为解决难民之困，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大后方的西北文化重镇——陕西汉中，成立了很多流亡学校。流亡大学有：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流亡中学有：国立一中、七中、二十二中和师院附中。还有一所流亡小学，就是赈济委员会所属的西北儿童教养院。
一
西北儿童教养院于1939年秋成立。在汉中城西相距15里地的凹口寺，占用了附近几处旧庙宇和废弃不用的祠堂，分别称为一、二、三、四部。一部是院务办公所在地和培养毕业儿童职业技能的职业班；二部收容五、六年级儿童；三部收容一、二年级儿童；四部收容三、四年级儿童。每个部都有教务办公室和生活指导办公室。在二部与四部之间有一个院落是疗养院，配有医生和护士，儿童拉肚子、患疟疾就在这里住院治疗，日常工作有防治秃疮、疥疮和砂眼及注射牛痘或伤寒疫苗。 教养院的院训是“公诚爱”。智院长在儿童集会上讲：“公”就是以大公服务国家；“诚”就是以至诚回馈社会；“爱”就是以爱心博施济众。教科书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编的通用教材。作业本是用当时土法生产的毛边纸，裁开后，自己用针线或纸捻装订。用一根细棍拴上蘸水笔尖写字，墨水是用染布的蓝色颜料用水冲成，放在教室里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蘸用。打草稿或演算数学题就用一本旧书的上下空白处书写。练习写大字是在一个一尺见方油漆过的木板上，蘸墨书写，写完后用水擦掉，可以重复使用，儿童们叫它水牌。国语课从低年级开始，人人要学会查字典，用的是“四角号码”检字法。星期日两人一组互相帮助背“九九乘法表”，背好后才能出去玩。低年级没有晚自习。到六年级最后一学期，4人一组，每两天发一支蜡烛，努力复习功课，毕业后到城固或洋县去报考国立中学。最受儿童们欢迎的是劳作课。做泥塑的笔筒，外形酷似一截苍劲的松柏树干或树根；捡一块瓦片，磨平了，用钉子刻图章，刻好后涂上墨汁，印在本子上，就是一件“金石”作品；很多儿童会打草鞋，要是草的，能穿一个星期，要是布条的，可穿两三个星期。每至周末，各个班级自娱自乐开展文娱活动，大多是按《国语》课本上的课文，自编自演各种《课文剧》。有一部分体育课是学习拳术。儿童们接受童子军教育，教育内容包括队列训练、纪律、礼节、操法、结绳、旗语、侦察、救护、炊事和露营。童子军的装备是一根木质军棍和一条绳子。有一次在城里开大会，突然下起雨来，露天会场上一阵骚乱，人们四处躲雨，惟教养院的队形，一直保持稳定，受到到会各界的好评。1941年，当地官员检阅中小学生队伍，教养院的童子军方队进城接受检阅。儿童们雄赳赳、气昂昂、步伐整齐、精神抖擞。通过主席台时，有一个三年级的儿童，走正步时，一支鞋甩在了地上，他硬是光着脚走完全程。方队过后，台上的官员看到地上有一只鞋，赞叹不止。每当节假日或星期日，传达室的师傅休息，由儿童手持童子军棍，在院门口值勤站岗。教养院儿童们的起床号、集合号、开饭号和熄灯号，各自有固定的曲谱。上下课，则打铃。 初创时期，赈济委员会规定的伙食标准是每个儿童每月10元法币。每天在开饭前，值日生拿着木质饭桶，排队在灶房前领取饭菜，再分发给每个儿童。中秋节，院里自己动手做月饼，上面模压着院训“公诚爱”3个字，每个儿童一块。毕业在外的进修儿童和在城里已就业的儿童，院里也安排专人送到。过年一定要吃饺子，院长、老师都下厨房，和儿童们一起吃有肉馅的饺子。还猜灯谜，猜对的有奖。每到过年，全院儿童要洗一次澡，这是一件大事，好几天前老师就开始做准备。在一个大房子里，生了几盆炭火，一个班一个班地轮流洗。每年春天，要组织远足活动，去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在一部、二部与四部之间，有一段用于农田灌溉的水渠经过，有闸口和减力池，到了夏天是儿童们上游泳课与星期日洗衣服和戏水的好地方。 教养院的儿童大多8至10岁左右，大多来自东北三省、晋、冀、鲁、豫等沦陷区，其中很多人是抗日军人的子女。李金环和李金城姐弟的父亲是抗战初期中条山战役中牺牲的国军将士；孙怡青、孙志青和孙光博姐弟的父亲孙鼎忱先生是宋哲元所属29军少将旅长，在卢沟桥保卫战中不幸为日寇毒气弹所伤，双目失明，全家逃难到汉中。孙鼎忱先生还到教养院给儿童们讲述卢沟桥保卫战的事迹。周小胖的父亲是周至柔；黄玉洁、宁燕华和冯瑞珊她们是东北军的子女；王韵、王砚姐弟以及罗中慧、王竹青、张兆麟和侯果仁的父亲是教师。有很多儿童的父母是支持抗战的爱国人士、商人、产业工人和农民。教养院还收容过汉中当地的乞丐孤儿，他们不习惯于教养院的纪律约束，有逃跑的，再由警察送回来。教养院先后收容了西安儿童教养所和安康儿童教养所，还有一个东北军子女的教养所。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送出了最后一批收容的儿童，这里更名为汉中市社会福利院。据汉中市社会福利院前院长薛仲元先生公布的档案材料，有册可查的西北儿童教养院儿童有两千五百余人。 时光不再，回顾往昔，患难与共，团结友爱，相互砥砺，受业于同师，寝眠于同室的西北儿童教养院的儿童们，现在已是皓首老人，有的或已先行逝去。同学们分散在祖国各地，有少数在海峡对岸或大洋彼岸。他们中有离休干部和部队首长；有长期驻外的外交官、教授、主任医师、高级工程师、作家、画家、表演艺术家；有全国人大代表、三八红旗手、省部级劳模；有北大荒第一批女拖拉机手梁军的战友；有天上飞的波音747机长；还有市委书记、市长和县长；更多的是中小学教师或金融财会人员或基层公务员。 抗战胜利后，赈济委员会撤销，教养院改名为社会部陕西省第一育幼院。1949年12月6日汉中解放，这里更名为汉中市社会福利院。
二
教养院前后10年，教职员工累计100多人，他们亲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在教养院以最充沛的感情和最大的干劲工作。教养院的老师大多聘自难民登记时所组成的教师服务团，或有志于儿童教育的流亡知识青年。 蔡永端老师最受儿童们的爱戴。他本是印尼华侨，自愿回国支持抗战，曾参加淞沪保卫战，后接受智澄院长的召唤，来教养院工作。从选址到接收儿童、聘请教师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他对儿童进行准军事训练，要求严格，但与儿童做游戏时又很热情；他关心疼爱每一个儿童，是老师，更像哥哥，是儿童心目中最完美的偶像。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印尼。 朱柳如老师像是一位慈祥的爷爷，他擅长诗词歌赋和书法丹青，常给儿童们讲中国历史故事或成语故事，教大家背古诗词。他性格温和，常常教导儿童们要做一个勤劳、勇敢、诚实的孩子。儿童们要是做了什么错事，他总是循循善诱、春风化雨。他常给儿童讲：“上帝给你一双手，是要你劳动，要为人类做好事，绝不能做坏事。”儿童们做远足活动，肩上的背包背不动了，他就接过来替儿童们背上。昔日的儿童今日回忆起来仍感激不尽。 王跃先老师讲着浓重的天津话，人又胖，儿童们更乐意叫他王胖子，他一点也不生气。他教音乐和体育，形式多样，寓教于乐，教了很多优美而有趣的儿童歌曲，如《大雁歌》《堆雪人》，还和儿童们一起对唱自编的《王大胖子》歌，儿童们都很喜欢他。 李则民老师是汉中人，抗战前在北平工作，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全面抗战后他回到汉中，在教养院教音乐课，使儿童们学会了很多抗日歌曲。由他导演的四幕话剧《塞上风云》，为汉中的儿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范例。他后来被中共地下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抗战胜利前他就离开了教养院去了晋西前线，直接参加抗日工作。 任曼逸老师是河南人，抗战前他已是著名画家，长于画虎。任老师是第一届教务主任。建院初期，建立各种教学规章制度，他做了很多贡献。他还上美术课，指导画虎技法，组织儿童画展。正是由于任老师的指导培育，儿童中后来出了两位画虎大家：在汉中的温鸿源同学和在四川自贡的陈永毅同学，他俩的一些作品都被国内美术馆收藏。 于淑惠老师抗战前就是北平的小学教师，她的丈夫是抗日军人，“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她带着母亲和子女先行流亡到汉中，在教养院四年级任老师。她的孩子也是教养院的儿童。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退休前她是北京锦什坊小学老师。 祖清源老师曾是一位秀才，通晓京戏，辅导儿童学京戏，儿童万振茂、白向泉和郑国才演出《捉放曹》；儿童闫乃英和李金环演出《四郎探母》；儿童王竹青、武国卿和李仙侠演出《秦琼卖马》；儿童张文彬、贾玉标等演出《坐宫》；还有《武家坡》《女起解》《朱砂痣》等。儿童们从小就学到了国粹，也培养了情趣。儿童们演出的那个古戏台，现在还保留在原地，是惟一的见证了。 万久明老师是一位职业拳师，教授儿童们学习少林长拳、六和拳。儿童韩广玉后来上了中学，拳术成了他的文娱活动演出的保留节目。 院长智澄（1902-1950），字镜如，山西忻县人，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师大英语系毕业。初在新加坡等地华侨中学做国文教师。北伐战争开始后，回国参加北伐军，在一个团做政治工作。合作的团长是共产党人江元，后江元牺牲，智澄也负重伤，伤好退役后在北平做中学教师。“七·七”抗战后，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流亡到武汉、重庆。后受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遣，到汉中筹办西北儿童教养院。智澄院长为办好教养院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把全部的爱奉献给了每一个儿童，儿童们都很尊敬他、爱戴他，亲昵地称呼他为“智妈妈”。智澄院长在1950年的春天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新来的院领导和仍然留在院里的儿童和老师们，在一部的大殿里设立了灵堂。北京黄光淑同学（解放前曾回院工作，解放后她参军离院）还专程回院参与智院长遗体入殓的事务。在城里读书的进修儿童也分批回院吊唁，大殿里跪不下，就跪在门外。3天后出殡，送灵的队伍排得很长。院长死后就埋在教养院的义地里，那里曾是掩埋已故儿童的地方。当时的《群众日报》记者在院里给儿童们说：“智院长去世对社会、对教养院都是一个损失。” 1987年，新疆张明顺同学等20余人率先动议、促成了在汉中福利院的围墙外，即原教养院一部门前的开阔地立起了“一代师表智澄院长纪念碑”，《汉中日报》为此做了报道，立碑活动引起了汉中社会各界对智澄先生的关注。1989年“十一”，汉中市社会福利院主动接续西北儿童教养院10年历史，在凹口寺庆祝建院50周年庆典。同年11月16日，陕西作家问彬在《陕西日报》上撰文《智澄妈妈》，为智院长正名。1992年台中王楠同学制作了智澄院长半身铜像经香港、北京运抵汉中，在汉中汉台博物馆桂荫堂展出。汉中地区前行署专员杨吉荣撰文说：“智澄先生生于乱世而选择正确；历经艰辛，献身幼儿教育事业；既做严师，又做慈母；智澄先生爱国重教的精神永垂不朽。”汉中市社会福利院前院长薛仲元先生撰文说：“天下本无神，但当一位有创举的人死后，人们一直怀念他、崇敬他，时间长了他便成为神，什么神？精神。”现在，在汉中市社会福利院的院子里建起了纪念智澄院长的像碑亭三位一体的“镜如亭”。汉中各界盛赞智澄院长是一位爱国教育家。2007年10月12日《华商报》发表新闻部首席记者潘京的文章：《爱国教育家智澄》。2014年，山西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交流》杂志出版专辑《爱国教育家——智澄》，向山西省内外宣传这位杰出的出自山西的教育家智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