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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缪伯英故居正是晴天，通往故居的道路尚未修缮，行车走人都需小心。坐北朝南的故居，原本是大三进两天井的布局，如今已看不到原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堂后的大部分房屋被拆掉建造公社食堂。立于天井中央，缪伯英的画像挂在正堂，穿堂风而过，历史依然回响耳边。 “祖姑母一辈子在外干革命，也没有和家里人联系过，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她已为革命献身。”缪伯英故居的看守者缪俊杰是缪伯英的侄孙，如今已有73岁高龄。说起自己的祖姑母，缪俊杰说家人也只能通过后来的文档资料稍作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曾亲自写信至缪家，告知缪伯英已牺牲一事，而信件却也在十年浩劫中遗失。 如今，仅有故居正堂左侧的一间房屋被专门用作缪伯英生平事迹的陈列室，记录着她革命的一生。 “女状元”进京学马列 “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祖姑母去北京的路费是家中东贷西借，甚至典当了一些东西才凑起来。”缪俊杰讲述当年的历史，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用今天的人们的话来说，缪伯英就是湖南当年的高考状元。 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进步社团也纷纷涌现。缪伯英在进京不久，便结识了湖南老乡何孟雄，在何孟雄的引导下，缪伯英对北京大学的社团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便加入了北大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17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是一个自愿组成、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团体。一群进步青年从事缝纫、编织、刺绣等工作，怀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追求，过上半工半读的生活，以期改造社会。 “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这则出自缪伯英之手的广告当时刊登于1920年10月16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此时的工读互助团已显现出空想社会主义的弊端，不久后，那些原来的发起人、参与者，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施存统等人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
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摒弃了对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识到：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缪伯英，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缪伯英参加了会议，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就在这个月，刚刚诞生一个多月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内部，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人退出了。为了充实组织的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当年21岁的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回湘领导妇女运动 1921年，缪伯英和何孟雄结成革命连理，位于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五号寓所也成了组织的联络点。 1924年5月21日，由于叛徒告密，北洋政府密令京师警察总监，缪伯英当即离京回湘暂避。回到湖南后，缪伯英接受省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担任了附小主事。女师附小是中共地下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她利用这个公开的身份，继续开展工作，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化妆成笔墨商的地下工作者。 “祖姑母曾经在这开过会，这房子里原来都是书柜子。”在一间卧房里，缪俊杰指着空荡的房间说，那时家里人仍不知这群开会的人讨论的话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湖南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缪伯英领导开展罢工、罢市、罢课、销毁日货的斗争，尽管此时的缪伯英已临近分娩，却终日往返于长沙各校间。“沿途散发传单如雪片纷飞”、“市民接阅者多如盈把”、“多有赤足或著草履者”……
在她的指导下，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 “女子纠察队”、“女子募捐队”等，夜以继日奔走于大街小巷宣传爱国与革命。当时的中共湖南区执委书记李维汉称赞她为“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因伤寒辞世，年仅30岁 1927年，缪伯英奉调上海，以华夏中学物理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紧张繁重的革命工作，艰苦的生活环境，使缪伯英食无定时，居无定所。 1929年10月下旬，积劳成疾的缪伯英感染上了伤寒，被送往宝隆医院抢救。因医治无效，不幸溘然辞世，年仅30岁。 弥留之际，缪伯英仍对丈夫何孟雄说：“我既以身许党，就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辞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 令人悱然的是，缪伯英原存于上海扬州会馆的灵柩因会馆改造而不知去向，何孟雄英勇就义后，一双儿女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日军进犯上海时，在战火中失散。 缪俊杰说，缪伯英在家中留下的物件已绝踪迹，历史风云已过，追忆亲人，也只能空听往事。 如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人能够接他的班，继续看守这所老宅，守住最后一点历史的踪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