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造反派”领袖考研记

导语：1980年7月，内蒙古海拉尔市电机厂的技术员孙毓星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通知，说学校正在研究他的录取问题，让他去一趟。35岁的孙毓星当年4月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这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三次硕士生入学考试，他以415.75的总分，在全校考生中排名第一。可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曾经的“造反派”  领袖。“文革”期间，他是清华大学造反派 “井冈山兵团”的干将。                        

哈工大党委专门开常委会讨论了他的入学问题，投票结果是：八比一，只有一个投了赞成票。之后他的入学问题被上报至黑龙江省委，常委的表决结果是：4票赞成、5票反对。事关涉及造反派的重大政策问题，黑龙江省委书记决定，上报中央，由中央定夺。

这是“造反派”的故事，这个早已成为历史标签的词汇，曾经让某些人“豪情万丈”，却也让更多的人不寒而栗。在历史沉浮中的普通人，他们为命运抗争，他们彼此救赎，让人不胜唏嘘。

我身上背着命案

“文革”开始时，我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四年级的学生。家庭成分为“资产阶级”的我，因为“血统论”被推翻而激动，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清华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并很快以“孙耘”之名扬名。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成立了“四一四”串联会，后改名为“四一四”总部。井冈山兵团正式分裂为两派：一派为人数略少、相对温和的“四一四”派，受校内不少干部和教师支持；另一派则是以“28团”为核心的“团派”，人数占优，掌握了校内实际权力。我是28团核心组成员，属井冈山兵团总部蒯大富领导。

由于“ 解放” 干部的需要，“团派”成立了多个专案组审查学校干部，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一个专案组“九六支队”逐渐演化成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罗文李饶”专案组（指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等4位支持“四一四”观点的中层干部）。我们发现，罗征启曾讲过“极左的根子在林彪”这样的话。按照“公安六条”，这属于现行**。那时候，搞到罗征启的“活材料”，抓了他们的现行，就等于掐到“四一四”派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所以我们有些得意。

1968年1月30日，大年三十，罗征启在回家过年时被抓。我们将他关在清华大学化学馆的地下室。3月27日夜间，他跳窗逃跑，藏在了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据点——科学馆内。我们遍寻他不见，决定发出通缉令。

4月3日晚，我带领一行9人，去罗征启的父亲家里抄照片。惨剧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

我带人进入罗家时，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从院子里逃出，被车上留守的两名学生（一姓王，一姓张）发现并抓获。他们将他反绑双手，面朝下按在吉普车的地板上，怕他的叫喊声惊动附近执勤的解放军，向他的口中塞了棉纱，因没有经验，将棉纱塞得很深。待抄家人马上车后，才发现他的嘴唇与脸面都呈青紫色，将他送到医院时，确认已死亡。我连夜带人去北京卫戍区报案，我和王、张二人被拘留。经公安局调查，系“窒息死亡”，定性为“误伤”。不久，我们被转到公安局办的“学习班”。

1968年7月底工宣队进驻清华，8月29日我们被释放回校，参加毕业分配。我被发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海拉尔市电机厂。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时，我被抓回清华审查了两年，其后回厂劳动改造。

“文革”的结束，让我“喜忧参半”。我们造反派对“四人帮”也没什么好感。文革结束，中国有救了。但老干部上来了，文革的账肯定还要算，我心里是有数的。1978年4月，红卫兵“五大领袖”被抓捕。11月，我被海拉尔公安局的人带走，拘留待审查，在看守所里一呆就是15个月。看守所里还关押着几十个和我情况类似的人，统称为“运动犯”。一年后，运动犯们陆陆续续被释放或判刑，只剩下我一个人无人问津。直到1980年2月，由电机厂党委书记以个人名义作保，我才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出狱。

被害者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我听说，跟我同案的王某的问题已在罗征启的帮助下获得了解决，于是我决定让妻子趁着回天津过年，去一趟北京找罗征启。罗征启表示自己和全家都不再追究，为支持我考研，还送给我一套十六开本、油印的政治复习材料。

罗征启给海拉尔公安局写了一封信，称：“我代表被害人家属，负责任地声明不再追究这件事了，请你们释放孙耘。”信寄出前，他拿给父母、姐妹和爱人看了，全家人都同意他的做法。两个月后，我

终于拿到“不予追究”的结论。经过40多天的突击复习后，我走上考场，一击而中。

现在，在入学问题上，我再次将希望寄托在了罗征启身上。从哈工大回来之后，我决定去见他一面。

12年未见，罗征启依然和过去一样，说话慢条斯理，神采奕奕，丝毫不显沧桑。

一个多小时的见面里，我们两人聊了这十多年的生活、处境，谁都没有提起罗征敷，话题被默契地绕过。我相信罗征启能了解我的愧疚和歉意，但我始终没有勇气站起来，深深地向他鞠一个躬。

我走后，罗征启再次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哈工大党委和黑龙江省招办，并转黑龙江省委。信的大意是：我考试成绩好，这不奇怪，我原来就是业务尖子。“文革”时期，我们二十岁左右，没有人生经验，犯了严重错误，这些年有深刻反省，态度很诚恳，现在刘少奇的问题都解决了，应当是化冤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

胡耀邦批示

几乎与我同时，哈工大派出外调的人事处处长金光和科研处研究生科科长王舜也抵达了北京。

在清华，他们见到了罗征启。金光和王舜拿出他写给哈工大的那封信，请他确认是否确实是他本人写的。罗向他们出示了信的底稿。

 金光和王舜又找了北京市委。但北京市委表示，无力解决此事，介绍他们去找专门落实政策的中纪委二办。二办主任闫草接待了他们，但说自己无法决定，需报送中纪委第一副书记王鹤寿。眼看高校开学在即，王鹤寿将报告按急件批给了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蒋南翔正在参加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材料始终压在他的办公桌上，无人处理。在之后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鹤寿向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汇报了此事。胡耀邦问，材料呢？王鹤寿说，送给了蒋南翔。胡耀邦立刻说，拿回来。材料取回后，他立刻做了批示。

胡耀邦对我上研究生问题的批示是：“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胡耀邦。”

可此时的我尚完全不知情，见开学时间已过却毫无动静，我失望地给罗征启打电话，说自己要回内蒙古了。罗征启却告诉我，胡耀邦已经批示了，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

但事情还不算完全尘埃落定。

中纪委组织了调查小组，去我的单位调查。调查小组到海拉尔电机厂时，我还在路上。我后来听说，厂里组织了一些干部和老工人参加座谈。他们把我说得像活雷锋一样，替我大大地美言了一把。

调查小组写出了报告，分送哈工大党委和黑龙江省委。9月25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一致同意录取我，并发函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王鹤寿和胡耀邦汇报。几日后，书记处批复同意。录取通知书正式发出。

10月中旬，我终于到校报到。此时，已开学近两个月。

自1980年以后，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看望罗征启老师，要是没有他，我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近几年，我开始写一些和清华“井冈山”有关的回忆，加入了清华大学的“文革”反思大潮。愿往事不再尘封，愿一切不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