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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战争是残酷的，因为有流血和牺牲。但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独立，不少先烈大都青春还没来得及绽放，就草草地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悲壮的背影。在上期的《家》刊上，我们曾呼吁“家”人挖掘烈士历史，为烈士在山东兵网上建立网上纪念馆。《家》刊发出后，我们收到了很多信件，在这些信件背后，我们发现隐藏了一个同样值得我们尊敬的群体，那就是烈士遗属。在我们关注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的时候，我们大概忽略了，每一个烈士背后，都有一个失去儿子、丈夫或者父亲的残缺家庭；在每一个烈士身上，都背负着他的家人一辈子的思念，甚至无数个暗夜里的哭泣。对漫长的战争岁月而言，他们是一个个甚至没有名字的个体，而对他们的亲人而言，他们是——全部。 本期策划，我们从数十封“家”人来信里挑选了三封进行采访，让我们在这些或悲凉或坚忍的故事里，熟悉这个少有人提起的群体——烈士遗属，并一起向他们致敬! 追寻——我的父亲是烈士 口述：孟学军 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这是所有烈士子女的故事。我叫孟学军，我是烈士的后代。我这一辈子的光荣与坎坷，泪水与坚忍，都离不开“烈士”这二字。 我的家乡在淄博市高青县木李镇孟家村，这是紧靠黄河的贫困小村，1946年2月，我的父亲孟宪河就是在这里应征入伍。父亲离家参军时已经31岁，早就娶妻生子。而我，是父亲留给母亲最后的礼物。 父亲离家后，母亲才发现自己怀孕了，1946年11月，我出生了。两年之后，1948年12月，父亲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老支书来我家送阵亡通知书的那天，我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我正藏在母亲怀里吃着奶，外面进来一个老人说了几句话，我的母亲突然嚎啕大哭，这突然的一惊，我一口奶卡在嗓子里，也难受地哭了起来。旁边已经懂事的哥哥姐姐早已哭成泪人。我对父亲的感知，便是在这满屋的哭声中开始。 那时战事正酣，父亲离家后，便和家里断了联系。所以，直至他牺牲，他也不知道他还有个小女儿。我和父亲的缘分竟是这样浅。我不懂父亲这二字的含义，我不知被父亲疼爱教育的感觉，我甚至不知父亲的样貌。我不敢向母亲询问，好心的邻居大妈偷偷告诉我：看见你姐姐，就像看见你父亲了。 父亲走了，他留了孤儿寡母，还留下了烈士的荣誉，为我们留下了烈属的身份。 因为是烈属，当时刚刚30岁的母亲坚决不肯改嫁，她要把烈士的孩子养大。一个女人，靠种地剩不下什么，她就和姐姐做馒头、锅饼，走街串巷地叫卖，供全家人吃饭，供我和哥哥上学。我童年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深更半夜的煤油灯光里，妈妈与哥哥姐姐推磨碾面，我年龄小，没力气推磨，只能在旁边打打杂。 因为是烈士的孩子，我们都懂事得特别早。三个孩子里，姐姐最老实坚忍，也只有她，没上过一天学。家里本来就穷，姐姐又是在外面风吹日晒，经常穿得破破烂烂，去外村卖锅饼时，竟被不懂事的孩子喊着“叫花子”。我是三个人里上学最多的，因为是烈士的孩子，学习、劳动、入党哪样都不敢落后，只能拼命向前。“烈士”二字，是个荣誉，可也更像个紧箍咒。原来父亲是以这样一种形式，让我们规矩地、坚强地成人啊。 生活在闭塞小乡村里的老母亲，一直想把父亲接回来，可她不知去哪里找寻。当初从部队寄来的父亲的牺牲证明，只写着他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可他牺牲在哪里，埋葬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开始寻找父亲遗骨，是在母亲、哥哥、姐姐去世之后。我的至亲，是在几年之内相继离开的，先是母亲，再是哥哥、嫂子、姐姐。哥哥葬在母亲墓地旁边，他还有嫂子陪伴，可母亲呢，父亲呢，却是彼此天各一方，茕茕孑立。我要把父亲接回来。 靠着一点零星的线索，60年后再找人，谈何容易。我从高青民政局开了证明信，找到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可人家说当时部队就按规定把阵亡烈士的遗骨运回了本村安葬。这自然不可能。我回到高青，去烈士陵园打听，得到的回复是他们那一批烈士根本没回来，很可能就地安葬了。我第二次到徐州，多方打听才得知当时牺牲的战士们被埋葬在一起了，具体在哪里不知道。好歹还有个好消息，徐州有个烈士纪念塔，我可以把父亲的名字刻在上面，可是得凑够10个人一起，又是无果而归。第三次去徐州是去年的清明时节，我遇见了几位同 样的烈士后代，人凑齐了，我们的父亲的名字终于刻在了纪念塔上。后来，我又把父亲的名字刻在了济南的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父亲的遗骨终归没有找到，可他的魂灵终于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我用相机把父亲的刻名拍了下来，洗成照片，用大理石板封住，放在了母亲的墓穴里。 父亲，母亲，终于团圆了。 铭记——七位烈士之母 口述：姜淑玲 我要讲的是我的姑婆，为报国仇家恨，她的七个儿女纷纷走上革命道路，却一个都没有回来。姑婆去世的时候，我只有四岁，所以对于姑婆的些许印象，我都是从父亲那里断断续续得知的。父亲说，姑婆个不高，但是长得挺好，她的七个孩子都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长得都不错。战争之前，家里虽算不上富裕，但是孩子们都挺争气，姑婆家的日子挺幸福。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国家开始遭遇劫难，姑婆家所在的胶东也被日本鬼子侵占了。倾巢之下再无完卵，全民族掀起了同仇敌忾的抗日战争，姑婆的命运也从这时被扭转。 姑婆的大儿叫梁际信，是个很能干的人，刚开始在胶东抗大学习，后来回到荣成开展地下工作，曾任威海青年救国会主任，可以说梁际信对于整个家族走上抗战之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1942年，在荣成观里西一战，因敌我势力相差悬殊，梁际信牺牲了。 一年后的1943年，在威海武工队任排长的四儿梁际义，因特务告密，也被杀害，尸体被抛在荣成管庄一条河边的沙堆里，这一年他仅有20岁。四儿牺牲的消息带给老两口时，姑爷又气又痛，撒手人寰，留下姑婆一人泣不成声……父亲告诉我，姑婆当时就说了一句，“为了这个国家，该死谁呢？不管怎样，也得把尸体弄回来。”那时候鬼子看得严，没人敢去弄啊，姑婆只好趁着天黑，跟家里的小女儿一起把四儿的尸体从沙里扒出来，母亲怀里，儿身首异处，满是血…… 同年，三儿梁际忠，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墩前被捕致残，6年后辞世，享年33岁。 又一年后的1944年，姑婆的二儿梁际德，因特务告密，被杀害 于掖县，享年32岁，姑婆只捧回一黄土。 姑婆的三个女儿，梁际秋、梁际卿、梁际荣也都是中共党员，做妇救会工作，后来也相继牺牲。 都说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可他们却被一块一块，从姑婆的心头挖去，到1949年战争胜利时，家里只剩下一个小老太、大儿媳和唯一的孙女。 听父亲说，抗战胜利后，姑婆在我们家住的那些日子里，身体和精神都不是很好了，很瘦、话也很少。痛失七子和丈夫，她一个人扛起了几倍的苦，也许，沉默于她而言是最好的想念。父亲说，我这个姑姑真是够刚强的了。 后来，姑婆的大儿媳曾想改嫁，姑婆说，你走可以，但是孩子是姓梁的，我要把她养大，从此，拉扯大梁家唯一的血脉便成为姑婆生活中最重要的事。1961年姑婆离开了，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在姑婆最后的那些年月里，她都怎么想念和祭奠她的丈夫和这些儿女。我只知道，姑婆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也没有向国家要求过什么，她总说一个老太太，能吃多少东西，亲戚接济接济，虽然过得清贫，但是也就够了。 也许真是血脉的原因，我的父亲姜万胜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级人民英雄，却从不向我们提起，也不去要求什么，生前着力为全村谋福利。姑婆家一门烈士，也是父亲在临终前几年断断续续向我述说的，我总在想，他们这代人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信仰呢，这么些后人，一个也没剩下，姑婆她那么惨那么可怜，都图什么呀……刚开始我不懂，觉得委屈，思考了很久。后来我想到父亲走的时候，全村人几乎都来送他，我就想，人的一生确实短暂，能够为老百姓做些事，值了。 没有子嗣、没有怨言，想起姑婆一家，我的泪就止不住地流，她一个小老太太，怎么能承受这么多，也许就像她说的，“为了这个国家”。 立 碑 ——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 口述：毕于军 我叫毕于军，1945年出生在地处革命老区的莱芜圣井村，在那个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我们村子里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戴着大红花、扛枪，投身到了战斗当中。但自古征战几人回？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再也没能重新踏入这片土地，我们这个不大的村子，出了46名烈士，成了莱芜第一英烈村。 我的父亲就是46名烈士之一，他参加过淮海战役，支援过大西南，在剿匪时牺牲，这也是我知道的关于父亲的所有信息。父亲入伍时，我还没有出生，父亲牺牲时，我只有4岁。我没有任何关于父亲的记忆，家里也没有他的照片，我曾试图想象父亲的样子，却无从想起。我也曾向母亲询问父亲的情况，但母亲总是忍不住流泪，为了避免母亲伤心，父亲便被我们整个家庭刻意“遗忘”了，但我知道，没人能真正的忘怀。 我的父亲牺牲在四川，埋葬在四川，家里只能假葬。46名烈士基本都是如此，埋到了祖国的天南海北，甚至有的牺牲在朝鲜战场，就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他们牺牲时大部分才20多岁，年纪最大的也就30岁出头。我常常想，我父亲有我和其他子孙后代，但很多烈士是无后的，那有谁来祭奠他们？于是，我便产生了为他们立碑的想法，但由于自己在外地工作，这个想法便搁浅下来，直到退休后回到圣井村。 跟村里其他老同志交流我发现，有立碑想法的并不少，像毕于庆，他抱有这个想法竟已有50年。1964年，全国上下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活动，要缅怀烈士。毕于庆便主动请缨，挨家挨户去统计烈士的情况，他说自己当时被先烈事迹深深地震撼了。但村里只是简单设了一个纪念灵堂，毕于庆觉得这样对烈士来说太委屈了，应该立个碑，让后世永远瞻仰他们才对。怀揣着这种想法，毕于庆把统计烈士资料的笔记本小心翼翼保存了50载，这也成了我们建碑的基础。 我和毕于庆一拍即合，在2000年开始筹划建碑事宜。建碑需要钱、人和力，但我们什么都没有。村子里资费紧张，资金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无果，最后怀着忐忑的心情向全国各地圣井村人发出了捐款倡议，没想到的是，大家纷纷响应，187名圣井村人，捐了11万8千1百元。 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说我们两个都一把年纪了还操这个心干嘛，还说我们立碑得往里面贴钱，完全是费力不讨好。但我想说，我们不是为了讨好谁，是为了革命烈士，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不知道现在幸福生活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但我们不能忘。而且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如果现在不为烈士立碑，随着时间推移，那些烈士可能就永远不会被提起。 终于，在我们的游说下，整个小村庄都行动了起来，村里也准备了一块足够大的地给烈士们建碑。让我们颇为感动的是，曾参加过莱芜战役的原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听说了此事，深受感动，为我们挥笔题下了“圣井村革命烈士纪念碑”十个大字。 就这样，我和毕于庆半个世纪的心愿，以及几年的辗转终于有了回报。2013年腊月十六，碑立了起来，当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百十口人冒着寒风，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隆重的仪式，却有不少老人盈眶的热泪。看到父亲的名字刻在碑上，我老泪纵横。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对于我来说，现在终于能够向父亲好好诉说他没见到的新中国了。 而对于毕于庆来说，他50年的心愿终于了却，他说自己终于给了烈士和烈士后代一个交代，46名烈士用生命给后人铺就了今天，现在终于能被后人永远的纪念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