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 炉

解放前，我的家境贫寒，是个穷学生。刚懂事时，就在日寇的统治下饱尝贫困、失学、亡国奴的痛苦。抗战胜利后，满怀喜悦和希望，但很快幻灭。国民党腐败不堪，物价飞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我感到国家、民族没有希望，个人前途渺茫，心情苦闷、彷徨！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在革命巨浪的推动下，当年6月我报名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大学。穿上军装、戴着缀有“八一”帽徽的军帽，衣领口处钉上“军政、大学”两片领章，胸前佩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我感到自豪。为了表示革命意志坚决，将长发剪成男式短分头，还特意照了几张照片作纪念，我仍保留至今。

入学不久，刘伯承校长亲临南京孝陵卫，在校部大操场上向万余名学员作报告说：我们喜悦又热情地欢迎大家报名参军来到军大。顿时场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刘校长指出：你们的学习任务很重，但更艰巨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要有大批干部去接管，做群众工作，去建设。他讲道：“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大家说怕不怕？”学员们齐声回答:“不怕”。当时嘴上说不怕，心里还真有点怕呢！接着又说：“我们一贯主张，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如果你们又来了我们还是欢迎。”他要求学员们在斗争实践中锻炼自己，激励大家为革命贡献一切。

    军大政委邓小平于9月亲临校部作报告。针对刚解放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说道：你们要过三关。即“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社会主义关”。问题是有的人过得去，有的人过不去。至于小关就不计算在内，从参加革命起就要准备过关，倒下去，爬起来，不要怕艰难困苦，不要怕流血牺牲，一关一关地过，直到最后胜利。

    通过各阶段的学习，许许多多的新名词、观点、理论、革命斗争史、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等革命知识。在学习讨论中不断理解，提高觉悟。在学习中还联系实际批判“崇美、恐美”思想，克服封建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意识的各种旧思想。

    经过五个月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后，刘华清副政委发出了向大西南进军的动员号召，要求学员们把学到的知识和进军大西南的伟大意义结合起来，同时还要经得起离开南京、离开家人、进行军事行军的吃苦的考验。经过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表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当时只有16岁，分配到电讯支队报务队学习无线电报。

    在即将离开南京时，西南尚未来解放，父母及亲人们无不担心，我就把学到的革命知识用来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决心丢掉家庭包袱，过好家庭关，这就是我要过的无数关的第一关吧！

1950年元月22日，二野军大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向大西南进军。学员们从孝陵卫步行出发，至下关火车站，途中欢送的人群不断涌向队列中，向亲人们告别。我的父母、姐姐、哥哥、弟弟等都前来送别。1月23日凌晨2时左右才登上闷罐式军用列车北上。仅运行两个小时，当行至花旗营小站不幸发生了火车相撞重大事件。最严重的车厢是报务男生一、二区队，当场牺牲16人，受伤、重伤40余人。我是女生三区队，车厢虽严重受损，但无一人受伤。由于天气很冷，我们都把棉被送给了伤员。

党中央、政务院非常重视，批示铁道部长腾代远同志亲自调查花旗营火车相撞事件。蚌埠铁路局备棺安葬，各级领导参加追悼大会。当时南京市军营会主任粟裕同志亲临现场慰问，及时将伤员送往南京105医院抢救、治疗。面对眼前悲惨的一切，我们无不泪流满面，目送了这一切，经受血与火的严峻考验。电务部学员无一人动摇、掉队、继续乘军用列车北上至湖北孝感。

由于从孝感至宜昌，当时无铁路和公路，学员们只好背着背包、粮袋、挎包、水壶，还有部分男生加背长枪、开始800里步行军。起初每天走四五十里，逐步增加到七八十里。脚上打起血泡，干部教我们把头发穿进针里，再用针穿进血泡里，将头发打结，血水流出来，泡瘪了，第二天走路脚就不疼了。最多一天走了100公里。这一路我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从不叫苦、无怨言，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相反，“一路行军，一路歌”，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顺利到达宜昌后，在那里过的春节，还编排了文艺节目向老百姓拜年。经过几天休整后，乘船经万县直达重庆，完成了进军大西南的任务。电讯支部的受伤人员痊愈后，也陆续到达重庆和我们共同完成学业。毕业后学员有的又投入到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去，大部分同志分配到各兵种的通讯部门工作，我留在西南第二通讯学校任教。1955年初转业到大连邮电局人事科工作，1986年随夫调入蚌埠市邮电局工作直到离休。

从军时间不长，但在二野军大期间，经过革命的大熔炉锻炼，确立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我从一个知识青年走向革命军人的大转折。这段历史，我永远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