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籍江苏省，小时候是个放牛娃。1942年参加革命，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打日本鬼、打老蒋，身上先后8处挂彩，左眼被子弹打瞎了，是个二等甲级残废。曾荣获两次“战斗英雄”、两次“模范战士”称号，立大功一次，二、三等功3次。1949年冬，我跟随部队南下广西，来到了柳州。 离了岗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丢 1983年，我年过花甲，从柳州地委纪检会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我虽然从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丢。总想找点事干。一天，我找到行政科长，要求给我一辆装垃圾用的翻斗车。行政科长明白我的意思，但考虑到我已离休，还要为地委大院打扫卫生，怕累坏了我，没有同意这个要求，我只好另想办法。后来，从在地委大院施工的建筑队借来了一辆破旧的翻斗车，稍加修理就用上了。 8年多来，地委大院内哪里有垃圾，我就扫到那里，一把扫帚不带劲，我将三把扎成一把，一扫就是一大片平时，哪一节路段坏了，不等行政科安排工人去修整，我已把任务揽了过来。1984年，地委老干部活动中心刚建成，门前堆满了建筑垃圾，我看到后，二话没说，就默默地干开了。3天过后，场地一千二净。为了美化环境，在一些空地上，我清垃圾，翻泥土，围石堰，播花种，修建了8个花坛。机关干部见我整天为地委大院扫地、美化环境，都很关心我。有人问：“葛老，你年纪那么大，干了一辈子，应享享清福了，还那么劳累干什么？”我笑了笑答道：“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是按毛主席的话去做。” 我离休以后，除了为地委大院做点小事以外，还经常参加地直机关组织的义务劳动。1990年元旦刚过，地委组织地直机关干部职工到来宾县修水利，我知道后，就立即找到了纪检会办公室主任，要求上水和工地。办公室主任劝我说：“不行呀，葛老，修水利太劳累，你就不要去啦！”我说：“抓粮食，兴修水利，这是党中央的号召，我要响应。干体力活，你们年轻人还不一定比得上我呢。”办公室主任出于对我的关心，好说歹说，最后以车子座位已满为理由，再三劝我。我不管同意不同意，到出发的那一天，一大早，我就扛一把铁铲来了，看了看，确实没有座位，便将铁铲往车上一放，就直奔火车站，自费买了一张火车票去了。 我曾在来宾县当过一年县委副书记，在任期间，我走遍了来宾的山山水水，干部、群众对我都很熟悉，听到我离休后还赶到来宾参加修水利，县直机关的干部也纷纷涌上了工地。 这些年，我看到一些地方水利失修，农业歉收，心里很着急。但我不在位了，只有通过身体力行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干起活来就特别下力气。两天半的时间，我整整挖、抛了10立方土，有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没我挖的多。 环境变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 我长期干农村工作，深刻体会到我们事业的成功离不开人民群众。后来进了城，我还经常告诫自己时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现在离休了，我心里挂念的还是人民群众。 1990年2月6日，春节刚过，我背上行李，买票搭乘班车，来到自己曾当了6年多县委副书记的象州县，在象州镇联系八户农民，一起搞了10亩水稻高产试验田。为了不麻烦当地组织和农民，我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不要招待，不要补助，不坐小车，自带铺盖，费用自理。 为了帮助这8户农民搞好科学种田，我不但口头讲，还亲自动手做。春插时，人家只插一天就完了，我却帮插8户农家的试验田，一做就是半个月，平均每天劳动10个钟头。 有一天早晨下了大雨，想到有一户农民的田还没有插完，我冒着风雨和他把田插完。毕竟年岁不饶人，第二天就感冒了，但我顾不得休息，天一亮，就忙着去帮别的农户插秧。这几户农民都不富裕，为了尽快帮他们脱贫，我很注意不增加他们一分一厘的负担。我掏钱给他们买良种，帮他们播种、插田、耘田，只要能帮上的事，我都尽心尽力，不要他们一分报酬，不吃他们一餐饭。我自带铺盖，吃在职工食堂，每天一斤一两米，一块四毛钱的伙食。有时赶不上食堂吃饭，我就到街上去吃米粉。县里的同志过意不去，要给我补助旅差费。我说：“我已是老百姓了，不要补助。” 早稻最后一次管理过后，我又到马坪乡去找新的联系点。我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搞下去。虽然我不能号召大家都来搞高产试验，但我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群众。高产试验要讲科学，有的农户怕辛苦、麻烦，不愿改变旧习惯，我就带头下田示范，最后这些农户也都跟上来。 1990年夏收过后，经验收，我在象州镇搞的高产试验田，平均亩产达到了600公斤，最高的有750公斤，比以往多收了几成。 生活好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忘 我们国家还不富强，人民生活也还不富裕。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时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我比较注意用廉洁奉公的精神要求自己。 有一次，行政科的领导见我整天在院内打扫卫生，栽花植树，清除垃圾，减少了不少请工费用，决定给我适当的报酬，我说：“这钱我不要！”以后同志们知道我的脾气，再也不敢提报酬二字。 在马坪乡和农民搞高产试验田时，我住在乡政府院内的一间旧房屋里。一有空，就打扫环境卫生。厕所脏了，提水去冲洗；下水道堵塞了，就动手掏。乡里为了表示谢意，加点菜，叫我去吃，我情愿吃饭堂，也不肯去。有一天从柳州回来，错过了吃饭时间，乡党委副书记叫我到他家里去，我说：“‘青菜饭’我就去。”但是我认为，就是“青菜饭”自己也不能白吃人家的，第二天就买了一只烧鸭送到老肖家里。 我参加革命大半辈子，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衣服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有件经常穿去劳动的白衬衣，补了又补，最后不能再补了，女儿看不过眼说：“扔了吧，我给你买件新的。”我一直舍不得丢，找来三件旧衬衣，用缝纫机扎成一件。农民开玩笑地问：“葛老，你这是什么衣呀？”我说：“这叫‘空调衣’，穿起来，出汗不沾身，凉快。” 我家没有什么高档的东西，两个旧皮箱是50年代在部队时买的。一套简易木制家俱是70年代在象州当县委副书记时添置的。床板是自编自织的竹帘，一台双马牌电风扇开关坏了，用绳子一扎，仍坚持用着。最好的一套衣服，要算是1958年部队发给的中校军礼服。家中最好的装饰品是一台14时彩电，而唯一的这台带有现代色彩的彩电，是没有开关、壳子破裂的削价处理品，经过修理，一直用着。同志们见我穿的一双拖鞋，鞋帮断了，上面布满了密密的针脚，开玩笑说：“葛老你这双鞋都可以进博物馆了。” 我有一部保养得很好的旧永久牌自行车。这辆车，已跟随我10多年了。不管是到那里，我都喜欢走路或骑车。一可以节约，二可以强健身体。每次从乡下回柳州，县里的同志要用小车送，我都谢绝了，而坚持骑自己的车或搭乘班车。从春节到现在，我已两次骑车往返柳州城，每次回来有140公里。 我今年69岁，虽接近古稀之年，但我始终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要活着，总要于点事。1989年，党和人民给予我“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这是对我的鼓励。我要忠实地履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并向组织表示，百年之后，不给党和人民添麻烦，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只希望组织上将我的骨灰撒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广西这片土地上和江河中，从自然中来，回到自然中去。 （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