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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的老战士。 当我还在学校读书时，老师对我们说：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相继沦陷于敌手。日本鬼子所到之处，奸淫烧杀，尸横遍野，狼烟弥漫，孩子失去了爹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亲眼目睹了大批沦陷区的青年有学不能上，有工不能做，有家不能回。这一件件、一桩桩悲惨情景，激起了我们热血青年对日本侵略者得无比仇恨。 在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18名男女青年学生，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组成了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我们历尽艰辛，在四川各地巡回宣传，走遍了川东南、川西北。从城镇到乡村，每到一处，我们都身着整齐的服装，打着队旗，列队高唱雄壮的救亡歌曲。走到演出场地，就分头写标语，散传单，集合群众教唱抗日歌曲，做演讲，演出“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族”、“流亡三部曲”、“渡黄河”、“中华民族的子孙”等剧目，宣传抗日救国，动员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方抗战。我们爱国、爱民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受到民众的赞扬。 蒋介石逃到四川重庆后，大力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加强了对四川的控制，我们的抗日救亡宣传一天天困难起来。威胁、恐吓、暗地破坏捣乱，投掷烧烫的屎尿罐来伤害我们，给患病同志下毒药……。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出路，我们决定到山西第二战区去，到那里去投入抗战的洪流。 我们怀着满腔怒火高呼“到敌人后方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告别了爹娘，离别了家乡，踏上了征途。经过3000多里的长途跋涉，穿越了国民党重重封锁哨卡，来到陕西省洛川县。当时立脚未稳，党支部书记戴碧湘同志分别给每个党员传达了晋西事变的消息。二战区形势变坏，不能再去山西。党组织决定：转道去延安。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既高兴又担心，喜的是我们可以到日夜盼望的延安去了，忧的是阎锡山已经派人来“迎接”我们了。怎样才能把这个尾巴甩掉呢？ 第二天，内紧外松，步行了90里，天漆黑才到茶房。刚要休息，紧急的哨音响了起来，全体同志在打谷场上集合。指导员（党代表）王怀安同志站在队前，揭露了晋西事变的真相，揭露了阎锡山倒行逆施的罪行，并带领大家高呼：“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们要到光明的地方去，到前方去”！大家群情激奋，没有休息又上路了。 穿山道，绕小路，避开敌人的视线，向着延安，向着革命圣地，我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甩掉国民党反动派的追踪和阻截。经过50多天的艰苦跋涉，于1940年元月底，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我们行进到延安城北门外时，受到中央军委领导和先行到达的青年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走上前来，紧紧握着我们的手说：欢迎大后方的青年朋友来延安。他们的热情温暖了我们的心。 我的新生活开始了。我被分配到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青年运动史……。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小米饭、土豆黑豆汤，穿的是草鞋、灰布装，行的是羊肠小道……，但大家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同志们同甘共苦，亲密无间，胜似兄弟姐妹，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还时常聆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课，到处充满着和平、民主、自由的气氛。我下定决心，要在紧张、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学好本领上前线，杀敌报国，为抗战胜利而奋斗！ 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当年的小姑娘，如今已面向夕阳。我们的人生刻在了脸上。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祖国解放。在党的领导下，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这些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报偿。（作者：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离休干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