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雨急行军 一九四九年夏，随军南下福建的华东警官学校干部、学员一行，在苏州修整了一个月，汇同其它地方奔赴福建的干部，在福建省委（在苏州修整时就组建了福建省委领导班子）的统一领导下，准备南下进驻福建。 出发前，每人发了一件长袖翻领白细布衬衫、一双猪皮皮鞋、一条装满了大米的米袋子、一包用纸袋盛的饼干（饼干是大家行军路上的午餐）。东西把小背包装的鼓鼓囊囊的，大家都十分高兴。饼干，俺吃都还没吃过呢！还有那衫，那鞋，要比在山东发给的短袖单领棉布衫和支前老百姓手工缝纳的千层底布鞋好看多了。有的同志开玩笑说：“我们的身上也开始有洋味儿了”。 队伍出发了，每人身上都背有几十斤的行礼，南方的夏日走在沙土路上，人的全身都被烤得热呼呼的，不久就个个满身大汗。带队的吕大队长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时地催促着我们。因为他知道，接管福州城是个全新而艰巨的任务，是丝毫都不能怠慢的。吕大队长看我们实在是太累了，便下令就地稍作休息再出发。此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大家沾了点儿雨水显得一阵凉快，同志们很高兴。特别是女同志，边走边唱起了歌：“解放区的天是晴郎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团结就是力量~~~~”等。唱完一曲，男同志就喊：再来一个！那年代，行军路上虽苦，革命热情却十分高涨。 雨，越下越大，个个身上都湿透了。是猪皮皮鞋浸了雨水涨厚了吧，走起路来“格叽、格叽”地响，泥沙也溅到了绑腿上。帆布背包也湿透了，舍不得吃完的饼干也泡碎了。下午到了驻地，雨过天晴，我们赶紧晒行礼、晒衣物，顾不上休息。继续行军，我们到了吴县。领导给大家每人发了一顶大斗笠。斗笠是用竹篾编的，中间只加了一层油纸，看上去工艺很简单，戴在头上像个大锅盖（那时，北方人可从来没见过）。稍微不平衡就往一边倒，遇起刮风还得用手扶着它。否则，当心吹跑。晴了天，还得把它背在行李上，走起路来“扑趿、扑趿”地很让人讨厌。到了浙江的江山县，大家都把它给扔了。 我们住在江山县县城外的兴塘边。听说福州就要解放的消息，我们无心驻扎便急匆匆地向福建的浦城进发。进发浦城，要翻过武夷山脉。大家行军在乡间小路上虽有林荫遮挡，不感觉那么热，但北方来的同志初次爬高山，很不习惯，行军路上还时常遇着武装土匪向我们开枪。不过，有一支负有战斗经验的警卫连给我们开路，土匪也奈何不了我们。 晚上，我们住在十八都，次日就踏上了进军福州城的路。
1950年，中央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各地经过近两年的剿匪，约至1952年深秋吧，大大小小的土匪已基本被消灭，只有少数东躲西藏，欲逃避政府的制裁。 某一天傍晚，接到乡下耳目密报：有一小股匪首潜伏回家。当时，永安地委公安处的政保科科长朱杰同志从机关抽调了10余人携枪前往。我的职务是办公室文员（秘书），年纪比我还小的陈坤同志在办公室搞统计工作，也被抽调在内。我持一支驳克、陈坤用的是左轮，队伍由朱杰同志带着准时出发了。因为是夜里摸黑行动，大家都带上了手电筒。为了不暴露目标，路上是不能随便使用手电的，我们只好一个紧跟一个地沿着山涧小路摸索前进。行至一个转弯处，陈坤同志不小心，突然右脚踩空“唉哟”一声滑下路基。我们用手电一照，见他已跌到 队伍继续前行。约又走了近2个小时，到了土匪住处。发现他家是前后二院，竹篱笆围墙有一人多高。朱科长安排几个人从前面进入，我和陈坤二人堵在后门，巷子头上也安排了二道防线，明确分工，以防土匪逃蹿。因我们也摸不清土匪有没有带枪，心里没有底，如果面对面遭遇，那就要看谁的动作快、、打的准。说实话，我们也有些害怕。已是午夜时分，不知何故这个土匪家里还没有熄灯，朱科长想不能等了，他一声令下，几个同志从前院围墙敏捷地翻了进去。没想到土匪家里的狗突然“汪、汪、汪”地叫了起来，屋里的灯马上熄灭，几个同志一脚踢开大门冲了进去，用手电一照，老婆孩子吓的大哭。就在踢门的一刹那，土匪从后门溜了出去。他在打开后院大门时，可能是用力过猛，竟把我们的陈坤同志撞了个四脚朝天。我来不及上前抱住土匪，就朝他背后开了一枪。真遗憾，不知怎地枪没有搂响。我便大喊：土匪跑了！土匪跑了！土匪刚跑到巷口，被员郭侦察员（部队侦察兵转业到地方的）用脚一拌，顺势一推，土匪摔了个狗吃屎。郭侦察员上前一个坐势，死死地压在土匪身上。这时，后面的同志也追了上将土匪绑了。我们没费力气、没伤一人，这个有身高1米8的小匪首束手就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