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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39年入伍，1944年入党。入伍时，因年幼，家被日军烧毁，父母双亡。我成了孤儿。身处绝境，无处立身，是新四军十六旅收留了我，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经常在想，如果不是新四军收留，我的命运会是怎样。我可能早死在那饥寒交迫的恶劣环境之中。我的父母就是逃亡在夏庄，被恶劣的生活环境折磨而亡，客死在夏庄一个祠堂内。我的哥哥也是如此，死后用一张席子裹着丢在城东外的一个乱坟坑里。 入伍不久，我被送入旅教导大队青年队学习，接受党对青年的革命教育，开始了我的成长之路。 一、在旅卫生队学习 1942年秋，我又进入旅卫生队学习，业务课学习药物学、解剖学、生理卫生和战时急救。政治课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还有大众哲学常识，都是初级的。但对我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一次启蒙教育。学习时间六个月，学员一部分来自部队的青年医务工作者，但大部分来自上海、南京的青年学生。他们向往延安、向往茅山，来到苏南茅山地区参加革命，被送入卫生队学习。 卫生队的学习是在苏南地区极为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的。1941~1942年，是苏南地区敌后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在1941年11月28日塘马反扫荡战役中，因敌众我寡。使十六旅军遭受重大损失。罗廖司令壮烈牺牲。我主力不得不撤离塘马地区，分别深入敌后。46团去了溧水白马桥地区。47团去了丹阳金武和江宁地区，以便粉碎敌人对我游击区的“清乡”、“扫荡”。而旅卫生部率卫生队离开了队伍的掩护单独在溧阳竹簧桥地区隐蔽活动。这里群众条件好，又是丘陵地带，但是离敌伪据点都很近。近的几华里，远的也只有十余里，时刻都有遭敌人奔袭的危险。1941-1942年，我后方医院多次遭敌袭击。最有效的防御方法就是夜晚行动，根据敌情变化，转移我们的宿营地，不让敌人发现而遭突袭的危险。 晴天夜行军还好，秋时蓝色的天空，月明星稀，清风徐徐，虫声唧唧，水声潺潺，夜色很美，可惜不能用歌声、笑声表达。但在雨天，夜里行军十分艰苦。天上下着雨，地上道路泥泞，天又黑，伸手不见五指，一不小心就会跌入水田里，弄得浑身泥浆，全身上下被雨水淋得像只落汤鸡。到达宿营地已是黑夜，为了使老百姓半夜不被敲门惊吓，只得露营在村前的打谷场上，待天明后进老百姓家里休息，用火把衣服烘干。 那时生活条件很差，标准很低，身上穿的农村土布，布鞋是老百姓慰劳时送的，行军穿的是自己用旧布条和麻打成的草鞋。粮食供给不足，经常食用红薯、南瓜、玉米补给。农村的蔬菜很多，青菜、萝卜、蚕豆、黄豆等，营养丰富，但缺少油盐。集体生活，炊事员把饭做好，送到打谷场或在竹林里，大家席地而坐，5~6人一桌，同吃一锅饭，同食一盆菜，有点像野营生活，很有意思。白天上课，晚上行军。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傍晚行军之前，大家集中在打谷场上唱歌，做游戏。师生同乐，有时老百姓和小孩也来，军民同欢。歌声不断，笑声朗朗。到天黑了，又开始夜行军，去新的宿营地宿营。 1942年虽然物资匮乏，对敌斗争又很艰苦，但大家都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里，经受着革命传统和理论的熏陶，都很乐观和快乐。没有一个人离队而去。毕业之后，都走上前线，后来大部分同学都牺牲在战场上，幸存者不多。文革前，我有幸在上海遇到郑慈和唐光煊两位同学，他们已经是高干了。 1944年冬，周城战役之后，我被批准入党，这对我未来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在党校学习 1956年7月，我被选送到中央第三中级党校学习。学员来自华东六省一市的县处级干部。入学前作了一次口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口试后，我被编入第三支部，并指定为支部委员。第三支部学员共60人，分6个小组。 学员都参加革命多年，又是县处级干部。有一定的革命经历和领导水平，但理论水平不高或者不很高，来党校学习是大家所期盼的，都有一种光荣感和使命感，学习都很认真，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互帮互学和交流沟通。 党史方面学习主要是学习党的理论和历史。因为学员以前都学过乔木同志写的“党史三十年”，所以学习起来比较熟悉。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着重学习党的理论和党的建设，着重提高学员的理论素质和思想素质。 政治经济学方面：采用苏联列昂诺夫的版本，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因为过去我们一直生活在农村，对资本主义缺乏感性认识，但关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论述对我们帮助却很大。 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是苏联模式。那时我们还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自己的经验，所以只能借鉴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是一个禁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谁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商品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点，这时才思想大解放，后来这个论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哲学方面：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帮助最大，影响也最深。 纵观在党校的学习，李炳南、李佐长、周抗都是知名学者，又是党校的领导者。他们长期为培养党的干部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学生的成长离不开导师的教导，一日为师，终生难忘，他们的学风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至今难忘。 三、曲折 1957年反右斗争，我没有参加，因我在党校学习。之后20年的政治漩涡，我被卷了进去。在1959年冬，一次局党组扩大会议。在大组讨论彭德怀的一封信时，我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认为彭德怀的动机是好的，不料被列入与彭德怀一样的右倾错误。大会批，小会迫，然后进入历史审查革职下放，直到文革再起波澜，关了65天。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局党组扩大会议，就是旨在贯彻庐山会议反右倾精神，把反右倾斗争扩大到县处级党员干部和机关党员科以上干部。在他们中间寻找右倾分子，并开展批判斗争。开始我想不通，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一下子变成右倾反党分子呢，百思不解，但是这已成为无法挽回的现实，记录在案。我在党史中寻找答案，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状况，不仅在左倾时期发生过，即使在延安整风中也发生过，但后来都被纠正了，我把希望寄托于此。 这段历史已被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雨过天晴，近期出版的党史第二卷中，对这段历史又作详细的论述。说出了我多年想说而无处可说的情感和思索，读后感动不已。 现在我认识到党史是在曲折中发展壮大的，党员是如此、党也是如此。没有曲折，就不会发展，以及后来的成熟。从某种意义上说曲折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过去三十余年，雨过天晴，阳光灿烂，党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取得了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心中感到万分喜悦，感到它比什么都好，都重要。 如今我已退休多年，享受着党对离休干部的阳光政策，晚年十分幸福。回想我入伍至今已70余年，我从一个苦难少年，到一名革命战士，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离休干部，都是由于党的教育和培养的结果。 如今我已经84岁高龄，但我仍然坚守这样的心愿：继续发挥一个普通党员的作用，将有限的时间化为无悔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