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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的今天，我们后来人，回望建国之前决胜时刻的战火硝烟，总是心情豪迈。可我们本文的主人翁——当年19岁的崔恒山和15岁的文允瑞，却告诉了我们别样的“建国史”。作为支前的学生“民兵”，他们和同学一起，救护着从战场上撤下来的近两千名伤兵。这是普通人的“建国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久经战祸的人们——平民，学生，伤兵，他们焦虑、迷惑、不安，他们又勇敢、善良，充满着对统一国家与安定生活的渴望。 “父亲骑着毛驴来找了我三次” 1948年5月，号称“鲁中堡垒”的潍县解放。家在郊区农村的崔恒山与文允瑞虽不同村，可也熟识，潍坊解放之后，他们的学校合并成为潍坊特别市立联合中学。这两名初中生，转眼就成了解放区的学生，老师会不时给他们宣读“号外”（前线战场捷报）。远方战场的豪情，政治辅导员每每讲话时眼睛里闪现的激动色彩，吸引着少年的心。 半年之后，淮海战役打响了，学校响应“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有物”的号召，组织学生支前服务团到刚刚在坊子成立的“潍坊特别市临时医院”，帮助陪护从前线运来的伤兵。经过学校动员、学生自愿报名、班级评选之后，联中有72名学生进入服务团，崔恒山和文允瑞就在其中。 1948年10月19日，市民们夹道欢送300多名支前学生，就像欢送出征部队一样。支前学生们喜气洋洋，也像奔赴前线一样奔赴临时医院。 学生刚到临时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接收伤兵，所以，学生先进行学习和培训。可事情，并不如人所意料的那样顺利。培训还没结束，学生却动摇了。为啥？一个字，“怕”。怕时间长了身不由己，回不了学校，影响功课和升学前程。再就是怕“变天”，国民党政府还在南京，与潍坊一步之遥的青岛还没解放，说不定国民党就会从海上登陆，卷土重来。在平民百姓心中，这是普遍存在的情绪。军阀、日本人、八路军、国军，来来走走，多年的战火与动乱，把人们的安全感蚕食殆尽。这些学生离家支前时，大多数家长就不同意。如今，学生们也害怕了。 天公也不作美，1948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学生们普遍衣着单薄，冻伤了不少。甚至还出现了意外。隆冬夜半，七个女生为了暖和，就挤在一起睡觉，自己糊得土炉不严实，弥漫的烟满屋尽是。待被人发现时，她们已是不省人事。这个临时医院当年曾是日本人建的北大营，这日式的旧楼都是红漆木地板，在慌乱中，有人误认为这红地板是血迹，大家纷纷传说女学生们被特务杀害了，人心惶惶。年龄稍大的崔恒山拿着枪第一个冲进去，这才发现这是红地板不是血迹，整个屋里烟雾缭绕，他把窗口打开，又招呼人把女生背出去，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 这件事情再一次催化了学生们离开的心。还有人用粉笔在厕所的墙上写了打油诗：“学生今年才十八，家中有朵红鲜花，有心请假把花采，可惜上级不准假。” 3个月期满时，走了一批学生，春节前，又走了一批学生。伤兵在临近春节时才到，所以很多学生连伤兵都没见。到1949年7月临时医院撤销时，当时潍坊联中来的72名学生，只剩下了崔恒山和文允瑞。崔恒山的父亲骑着毛驴，来了医院三次。老人家往返一次，就一个多星期，他要把儿子叫回家：“世道这么乱，到时候国民党打回来，倒霉的不光是你自己，还有我们全家和全村！”但崔恒山没有去。 要问崔恒山和文允瑞为啥能坚持到最后，文允瑞离家时留给母亲的信，或许能给我们答案： “欢笑吧！母亲娘。祖国就要解放，我不能在您的怀抱坐视解放的捷报。趁此青春年少，我要投笔从戎，为祖国报效。母亲娘，不要骂我，我爱我的亲娘，但更爱哺育我的共产党。当我立功凯旋时，你会感到骄傲和荣耀。” 没有炮火，却有硝烟 崔恒山与文允瑞永远都记得，当时一位国民党起义伤兵对他们说得话：“为什么八路军总能打胜仗？他们身后有兄弟姐妹的爱护和支持啊！” 从1949年的春节前夕开始，伤兵陆续到了。两个少年虽没上了战场，却也是目睹了战场的惨烈。林林总总近两千个伤兵，绝大多数是断腿断臂、肢体不全的。在两个少年看来，这些年轻的兵比自己大不了多少，他们的痛苦哀嚎、他们的血与泪，自己感同身受。 学生服务团的工作琐碎而繁多，给伤员清洁身体，打扫卫生，送饭，读报纸，教学文化，教唱歌曲，替伤员写家信，扶着、背着、甚至用担架抬着帮助伤员外出活动，有时还要当“救火员”。本该在战场上的年轻士兵，却以伤兵的身份，抱着残缺的肢体，躺在后方的医院里。他们的心思变得敏感脆弱而多疑。 有两个伤兵，一个右腿截肢，一个左脚截肢，而且两个人的鞋码恰好相同，发鞋的时候，指导员认为发一双鞋他们也用不上，就一人发一只。这种做法本来就欠妥，两个人的鞋还发反了，没有右腿的却领到了右脚的鞋，失去左脚的领到了左脚的鞋。领到鞋后，两位伤兵情绪失控，狂言大骂，其他伤兵也受到感染，躁动起来，这不是因为残疾受到了侮辱嘛！伤兵便去找指导员“算账”，扬言用拐杖也给他打断一条腿。崔恒山见势不妙，一步就站在了指导员身前，重重地挨了一下。伤兵们一看打错了人，一时无措。平时崔恒山与伤兵们感情很好，他反复道歉、劝说，形势得到控制。到了晚上，指导员在伤兵大会上声泪俱下地做了检讨，这个事件才平息下来。大家心里都绷紧了一根弦——以后做事情决不能刺痛了伤员的心。 5月的一天，天突降大雨，两名在马路上散步的伤兵便走进一家小商店避雨，店主不愿意了，说他们是土八路，不懂规矩，这一下子激怒了伤兵，双方大打出手。还有一次，伤兵没买电影票，想进坊子煤矿的电影院看电影，他们觉得在前线流血牺牲的人，看场电影怎么了。可检票员不这么看，双方又是一场争执。支前学生们又在这其中化解矛盾，既要维护伤兵，也要教育伤兵。前方作战，保证后方的稳定是多么重要。 青岛解放后，临时医院撤销，在支前的八个月时间里，崔恒山与文允瑞没吃过一顿饱饭，一切供应都保证前方，保证伤员。可这八个月时间，又是他们八十多年人生里最充实、最闪光的时候。那些不懂的、似懂非懂的信念和希望，在与伤员的接触中、在替他们写的家信中，一下子都明晰了：我们流血牺牲，是在为我们、为家人、为无数个普通人建一个稳定、强大的国家，让我们不再害怕，不再流离。 对于过着寻常日子的我们来说，国家意味着什么？在一切褪去光环后，我们回到国家初建的时刻，我们发现，国家是让每个平凡、会怯懦但又勇敢的普通人，看到的生的希望。 在恢弘的“建国史”中，我们应该记住崔恒山与文允瑞以及无数人背后的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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