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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黄仕刚听见营长赵灿军叫他出去走走。黄仕刚想，肯定是跟他商量这次巡逻的事，连忙小跑两步跟上。营区四周没有一条平坦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坎，但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不像散步，像行军。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吊桥上。吊桥下是汹涌的怒江，江两岸是险峻的山峰，一边是高黎贡山，一边是碧罗雪山。黄仕刚自到三连任连长，就天天望它们，已经很熟悉了。但他很少到吊桥上来。桥面微微晃荡着，仿佛被滔滔江水的吼声震到了。走到桥中间，赵营长停下，探身向桥下望去。黄仕刚不明其意，站在那里看。赵营长招呼他也上前去。黄仕刚稍稍迟疑了一下，上前，用手扶着吊桥的护栏。赵营长非常敏锐地说，你有恐高症？黄仕刚立即否认：没有。赵营长说，那你能不能不扶护栏？黄仕刚顿了一下，把手背在身后，探头向桥下看去。尽管他努力克制着，脸色还是有些发白。赵营长看出来了，他的确有恐高症，但还不严重。 黄仕刚跟我讲到这个插曲时，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赵营长这次到他们三连，是专门为组建巡逻队来的。其实作为一个边防连，巡逻是家常便饭。尤其是三连，驻守在怒江州贡山县，是云南省距省会最远的边疆小城。全连官兵肩负着守卫172公里边防线的艰巨任务，故每月都有8个边防日，专门用来巡逻。 但这次巡逻不一样，这次他们要去的，是几个非常不易去到的界碑，全都在高海拔的山顶。尤其是43号界碑，在海拔4160米的德纳拉卡山口。那里方圆两百公里都荒无人烟。每年10月到来年5月，大雪封山。6月雪刚化，雨季就来了，泥石流山体滑坡随时发生，整个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故全年只有9月中旬到10月中旬可勉强通行。他们必须抓紧这短暂的时间，去43号界碑巡逻。 由于任务艰巨，这次巡逻惊动了云南省军区，惊动了怒江军分区。两级军区专门开会研究，反复讨论，制定方案，确定人员。最后，确定巡逻时间为9月19日。一线总指挥为分区副参谋长董代尧。而副总指挥，就是独立营营长赵灿军。 赵灿军是大理人，白族，但又黑又瘦，与白丝毫不沾边儿。赵灿军几次到三连，亲自挑选参加执勤分队的人员。要体能好的，心理素质好的，适应性强的，五公里越野成绩优秀的，并且参加过两次以上巡逻的。这么几个条件筛下来，选上的全是尖子，比如二班长贾福林，一班班副李成龙，通信员刘福川，卫生员何洪永……至于分队长，他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连长黄仕刚。 黄仕刚1986年生人，老家云南迪庆。毕业于昆明陆军指挥学院，军事素质非常好，管理能力也很强。在当三连连长之前，他是二连副指导员。黄仕刚虽然才27岁，但自6年前军校毕业分配到怒江军分区后，军分区所属的30块界碑，他已经走了20块，算得上“老边防”了。黄仕刚自己也觉得，是铁定要参加这次巡逻的。一个连有几个连长？一年有几次这样的任务？他连长不参加像话吗？ 但他心里隐隐担忧，就是这个恐高症。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暗中锻炼自己，克制自己，甚至骂自己：你一个边防军人，藏族汉子，哪有资格得恐高症？没想到竟然让营长看出来了。也许赵营长早有察觉，有意把他领到吊桥上考他的。黄仕刚急得当即在吊桥上立正：营长，我没问题！我能克服！ 黄仕刚的声音几乎被怒江的吼声吞没，但他坚毅的目光已经感染了赵灿军。赵灿军像兄长一样拍拍他肩膀，让他蹲下来。赵灿军生于1980年，也是个80后。他让黄仕刚从桥缝儿往下看，耐心地说：关键是不要紧张，不要回避，越是怕越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我查过资料，恐高症是可以治愈的。我相信你。 黄仕刚睁大眼睛去看桥下的汹涌波涛，一阵眩晕伴随着一阵恶心。他用毅力控制着，但脸色煞白。从那天起，黄仕刚就给自己增加了一个训练科目：专门上那些又险又高的地方往下看，跟自己过不去。从一次10分钟，到一次20分钟，逐渐加时、加量…… 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9月19日。 出发前的晚上，黄仕刚给迪庆老家的父亲打了个电话，告诉父亲，明天一早他就要带领执勤小分队去最远最高的界碑巡逻了，往返大约六天，暂时不联系了，回来再打电话。藏族老阿爸没有说更多的鼓励话，只是简短地说：我会为你和你的战友们烧香祈祷的。 黄仕刚很感激父亲。虽然他嘴上说，没事，不用担心，心里却无法不担心。毕竟，这次的巡逻非同一般，是往高海拔地区走，他们的驻地海拔约1500米，他们要上到海拔4100米的雪山，仅仅海拔落差就有近三千米，还要越过18条河流。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可能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困难。虽然已作了多种预案，心里还是不踏实。 第二天一大早，黄仕刚集合起执勤分队，下达出发令时，战士们从他脸上看不到一丝阴影，他的声音和笑容充满了自信。他本来就是一个爱笑的人，笑到每次摄影记者采访他他都笑场，进行不下去。当司令员大声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和战士们一起响亮地回答：有！ 黄仕刚和战士们信心满满地出发了。 第一天很顺利，傍晚按时抵达了第一个宿营地白马村。说是村，并没有村落，他们就在山里以一棵大树为中心，安营扎寨。按预定方案，第一天的路程不能太长，作为先期适应；第二天再加大力度，作为极限考验；第三天再放慢调整，作为耐力考验。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方案很英明。 第二天他们开始向卡贡瓦出发。从白马村到卡贡瓦，海拔高度要从1200米升到2600米，其间要翻越五座大山和数条河流，相当艰难。由于路途遥远，每个官兵除武器装备外，还要背负几天的干粮和水，背负宿营用具、开路工具、氧气袋等，每个人的负重都在35公斤以上。若是通信员卫生员，还要加上电台和药箱，更重。 老天爷开始为难黄仕刚了，下雨，下雨，他们一直在雨中跋涉，脚下的路越来越滑，越来越烂，稍有不慎就会摔倒，行进的速度不得不减慢。黄仕刚心里暗暗叹气：雨季都结束了，怎么还下个没完？难道真的是我运气不好？他忍不住叹道：天意啊。 黄仕刚的叹息声刚落，走在他身边的两个战士就老三老四地学舌道：天意啊，天意啊。黄仕刚立马意识到，不能让这种情绪弥漫。他很霸道地吼了一嗓子：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许再说这句话了！ 大家就憋着一股劲儿往前走，就不信战胜不了老天爷。平时常说的那两句话，不能把国土守小了，不能把界碑守丢了，已经化作了眼前非常具体的每一步，每一步。终于，在天黑前，他们到达了第二个宿营点卡贡瓦。 黄仕刚松了口气，但仅仅是松了一口气，他就被剧烈的胃疼袭击了，瞬间脸色苍白，冷汗直冒，直不起身子。营长赵灿军在一旁看着真是心疼，估计他是一路上吃干粮喝冷水导致。黄仕刚很生自己的气，恐高症没发作，胃病却发作了，太不争气了。他倔强地不肯休息，吃了卫生员给的止疼药，就忍痛和战士们一起搭建宿营地。 一个多小时后，胃疼败下阵去。 第三天，迎接他们的是更加艰难的路程：先要登上海拔3700米的担当力卡山，再要经过冬雪融化后形成的沼泽地，然后向4200米的白马拉卡山进发。 沼泽地如死亡陷阱，步步心惊。赵营长不得不亲自拄着一根树棍在前探路，不断发出指令，走一步让战士们跟一步。两百米的沼泽地，他们走了整整40分钟。每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那是由冷汗和热汗一起浸透的。 裹着被汗水湿透的军装，再向4200米的白马拉卡山进发。所有的人，包括黄仕刚在内，体力都已到达了极限。偏偏高原反应袭来，个个胸闷气短，脸色煞白，有个战士还晕了过去。黄仕刚虽然没有晕倒，也明显感觉到了高原反应，脚好像不再是自己的，人也有些恍惚，大脑一片空白。他努力站稳，定了定神，暗暗告诫自己，这种时候，自己绝不能出状况！有时候，人的意志真的很管用。黄仕刚一口氧气没吸，就挺过了高原反应。他的意识很快恢复了，在和董副参谋长、赵营长商量后，他们决定为减少高原反应，从山下绕行，宁可多走四五公里路。傍晚，终于到达了第三个宿营点，拉达节。 脱下靴子，每个战士的双脚都是血泡。因为被泥浆灌满的靴子，摩擦力很大。黄仕刚催促战士们早些躺下休息，为第二天登顶养精蓄锐。而他和赵营长，则在战士们睡着后，捡起一双双靴子放到火堆旁烘烤。瘦小的赵营长绝对有着大哥的风范。他说，晚上烤干了，明天他们就可以穿上干爽的靴子走路了。 山中大雾笼罩，能见度很差。经卫星定位系统测定，43号界碑就在他们前方几公里之外的德纳拉卡山口。一线指挥部决定把最后的任务，交给黄仕刚去完成。 出发前赵营长对黄仕刚说：我要你记住两点，去的时候你要走在最前面，给战士们带路；回来的时候你要走在最后面，确保每个战士都在你前面，安全回到营地。 黄仕刚大声回答：是！ 黄仕刚知道，最后的考验到了。不仅仅是要登上4160米的德纳拉卡山口，而是在登上德纳拉卡前，他们必须经过一道山脊。那山脊两边都是悬崖，宽不到90厘米。每年只有在冰雪融化后才能勉强通过，是典型的刀脊背。那天天气依然不好，刮着四五级大风。稍有不慎，就会从刀脊背上掉下悬崖。 黄仕刚先率战士们用绳索固定好两头，然后第一个走上刀脊背。比起训练场上的平衡木，比起怒江上的吊桥，眼下的刀脊背，是没有可比性的真正大巫。一些从来没有恐高症的战士，也感到双腿发软，微微有些打颤。黄仕刚却没有丝毫犹豫，率先走了上去。稳稳的，一步步的，走过了刀脊背。 我忍不住问，你怎么克服的？恐高症消失了？ 黄仕刚笑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到了那个时候，我完全忘了自己有恐高症。责任在肩，只想着要完成任务，要给战士们做榜样，要保证每个战士的安全。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些，没有一点空余想自己了。 黄仕刚第一个冲上德纳拉卡山口，第一个扑向亲爱的43号界碑，他的兵跟在他身后一起扑了上来。他们激动地向指挥部报告，激动地用带来的矿泉水擦洗界碑，然后用红漆重新描摹界碑上“中国”两个大字…… 在那一刻，界碑就是他们亲爱的祖国。 站在山口，黄仕刚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冽的缺氧的空气。忽然发现，云开雾散，眼前出现了苍茫雄伟的梅里雪山！他故乡的山！尤其是那座被人们誉为神山的博瓦格纳峰，竟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望着险峻而又秀丽、灿烂而又神秘的博瓦格纳峰，黄仕刚激动万分。原来，老天爷在给了他种种考验后，没有忘记给他奖励，那是最高的奖励：让他站在最高处，望见家乡，望见心中的神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