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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房屋的变迁 早饭后，来到阳台，推开玻璃窗，初夏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我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心想，今年是建党90周年，党多么像这蒸蒸日上的红太阳，沐浴着全国人民。 记得53年人们还憧憬当年苏联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喝牛奶，吃面包”的生活。当时大多数人家还住土房点煤油灯，对这些是可想不可求。今天这些已习以为常。人们的幸福观念发生了变化，对幸福指数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的还有了手机、电脑和轿车。我和两个儿子都有了楼房。不过，最近我对幸福有了新的认识，觉得与党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沉浸在幸福之中，引起了对往事的回忆…… 听奶奶讲，在北洋军阀时期，老爷爷做买卖打官司赔了个净光，举家迁到了清平，靠亲戚帮助，买了沙荒地，开荒、植树、种地还能勉强生活下去。当时中国是军阀割据，兵匪作乱，无法生活下去，把家园委托给亲戚看管，全家下了口外，在那个年代，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臭虫吸人血，生活所迫，爷爷去世了，伯父和三叔先后当了兵。抗日战争时期，三叔牺牲在战场。解放战争时期，伯父随军南下，留在了贵州省安顺市，任市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全国解放了，51 年父亲带着全家回到了山东故里。 政府分给了三间北房，北沙窝的树木也长起来了。父亲每天肩挑着卖柴禾和水果。肩膀压出了一个黑黑的大疙瘩。开始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步行十多里去北沙窝干活，后来就搭了个草窝棚，住在园子里。谁知，有一天刮大风下大雨，父亲和我拼命抓住窝棚，还是无济于事，窝棚刮翻了，我和父亲淋成了落汤鸡，在我幼小心灵里就萌发了什么时候能盖间房的念头。随着国家三反、五反运动的结束，步入了经济恢复期，我家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父亲在北沙窝盖了三间土房，养的猪羊都成了群，人们夸他过日子是把好手，他没文化，总是憨厚的说：“这多亏了共产党啊！”58年大跃进时，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村里的一个五保户死了，队上提出先借用我奶奶的备用棺材，父亲毫不犹豫的答复了。勤劳善良的父亲没过几天好日子，又遇上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北沙窝一片水汪汪，地里没收粮食，人们靠国家下拨救济粮和掺野菜过日子。不久父亲得了病便撒手人寰，享年49岁，家中没了顶梁柱，我只得辍学，回家肩负其养家糊口的责任。 63年国家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开始好转。我村生产队粮食也丰收了。我家的日子又好了起来。当年，我便应征入伍了。66年的一天，营魏教导员找我谈话，说调查我入党材料回来同志反映我家生活困难，部队要给予救济。我是一名普通士兵，部队党委这样关心，感动的我一时几乎哽咽不出声来。瞬间我就清醒过来，国防经费很紧张，决不能动用一分钱。我向魏教导员表示，弟妹能参加劳动了，我把每月省下的津贴费都寄回家，能帮助解决困难，婉言辞谢了照顾，把对党的感谢激情化作无穷力量，积极工作，69年荣立三等功，当年提拔了军官。以后部队党委培养我进军校，圆了上大学的梦。 80年军队大裁军，我转业回到家乡，分配到高唐县广播电视局工作，当我一踏进大门，又一次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单位分给我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福利房，还给做了新床，我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暗下决心报答党的恩情。以后领导分配我什么工作都干好它，从不知疲倦和劳累。记得有天下午，李局长交待我写份材料，要求第二天报市局。当晚我就夜战，当李局长看文艺节目回来，见我还伏案疾笔，说快十一点了休息吧，这不是部队，晚送一天也不要紧。我硬是连夜奋战，第二天一早把材料交给了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高唐县的经济膨胀发展，我的两个儿子都参加工作上了班，家庭收入提高了，买了块坑洼地，花钱买土一车一车的填平，盖起了一处庭院。我从小就想盖间房的夙愿实现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住了没两年，县里传出要在这一带搞开发建工厂，我的房子要拆迁。一下子不知所措，吃不好，睡不着，心神不安。一天夜里做了个梦到枣林去摘枣吃。醒来觉得吃枣不忘栽树人。没有共产党，哪有我的家。眼下，党和政府要用这一带地方搞建设，为更多的人谋利益，触到了我的利益就想不通了。比比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无数先烈，个人还配得上是名共产党员吗？越想越觉得是脑海深处的小农经济思想在作祟，不甩掉这个包袱，怎能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呢？想通了，精神也振作了。积极配合县里的拆迁工作，提前搬了家。以后我到那里去瞧，见工厂已建好，看到年轻人高兴的去上班，心里感到踏实欣慰。 2004年2月我退休了。自己有了支配时间的权利。 走出毛主席纪念堂，阳光洒在我的身上。告别了毛主席，心灵深处像有声音在催促，我乘上了南下的列车，奔向家乡，走进群众。从此，全国那里有了自然灾害都主动捐款捐物，订了报纸和医药刊物，经常向老同志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供保健知识。在家属院主动打扫楼道和院子卫生。一次，我正在打扫楼道卫生，进来一个收废品的人问我，干这活一月多少钱？我说自己主动干的不收钱。他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没再向他解释什么。心想，我做的还不够哩，比起吴大观、杨善洲同志还差的远哪。 高唐县广播电影电视局退休干部 刘长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