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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从北京来南昌，总要向我打听南昌远郊鲤鱼洲的情况，有的甚至要我带他们去看一看，因为老友们在鲤鱼洲下放劳动锻炼过；我到北京办事，也总会与老友们回忆在鲤鱼洲的往事，因为我和老友们一样，也在鲤鱼洲劳动锻炼过。鲤鱼洲啊鲤鱼洲，你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子里，活跃在我们的心坎上！ 1968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鲤鱼洲的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团直属四连。和我在一起的还有北大、清华、北京体育学院、北京音乐学院以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全国多地的大学毕业生。我们的连长和指导员是解放军现役军人，指导我们生产劳动的是当地老农。我被任命为一排副排长兼炊事班长。 我们在兵团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炊事班的人也要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但主要任务是为有100多人的连队搞好一日三餐。这对我们这些刚从学校出来，没有丝毫生产、工作经验和独立生活经历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场考验。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大学毕业生大概都有相似的经历和体会，那些苦水就不倒了，我想讲的是当年在鲤鱼洲的那些印象深刻又有趣的事。 一是“路上捡鱼”“地上捡鱼”“脸盆煮鱼”。鲤鱼洲原是鄱阳湖畔的一块湿地，因血吸虫泛滥成灾，人烟稀少。围垦初期，水被抽干了，留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塘、水池、水沟、河汊及港湾，这些水面下留下了很多鱼。因怕血吸虫无人敢去捕捞，有的地方竟鱼满为患，鱼儿常常蹿出水面，形成所谓“蹦鱼”“飞鱼”。它们落在路上，路过的人们便可伸手捡鱼。秋冬时节，有的水塘干涸，鱼儿就翻倒在泥巴上，人们进入塘中就能捡到鱼。鱼捡多了，连队炊事班大灶忙不过来，我们就动员大家用金属脸盆煮鱼，借以改善生活。现在，我和老友们在南昌一些酒店、饭馆、饮食店常吃“水煮鱼”，大家开玩笑说：东坡肉是苏东坡发明制作的，“水煮鱼”该是我们当年在鲤鱼洲的一大发明创造吧？ 二是“吃瓜得瓜”“吃蔗得蔗”“吃椒得椒”。鲤鱼洲是一块肥沃的土地，种什么就能得什么，有时不种啥也能收到啥。夏日炎炎似火烧，口干舌燥心焦。有一次饭后，大家觉得要是有点西瓜吃就好了。一位老农听到我们的议论后便若有所思地说：“我去年坐在一个地方吃瓜，瓜子吐在地上了，那个地方肯定长有西瓜。”于是老农带我们到靠近将军洲农场的地方，果然采到了野生西瓜，其美味不亚于人工栽培的，又甜又脆。还有一位老农说，他们几个人上一年在另一块地方啃了一大捆甘蔗，甘蔗节都丢在那儿了。于是我们又到了他说的那块地方去寻找，果然又砍来了一捆甘蔗（应当是老甘蔗节发芽长成的）。鲤鱼洲人喜欢吃生辣椒，醮点酱油配饭吃，把辣椒子吐在地上。根据“吃啥得啥”的逻辑推论，我们又找到了野生辣椒。于是，“吃啥得啥”成了我们的流行语。 三是“神吃祭品，人吃神肉”。在鲤鱼洲，有座“天子庙”。据说当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败而逃。傍晚，正当他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湖面上升起一座仙山，朱元璋进入仙山睡了一觉。他第二天醒来一看，自己却是在渔民的船上，什么山也没有，眼前仍是茫茫湖水。朱元璋把自己的奇遇告诉部下，说这是“天助我也！”全军陡增了信心，士气大振，最后打败了陈友谅。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后，在此建立“天子庙”，以示感恩上天。自此以后，天子庙香火不断，当地人称之为“神庙”。当地的老表告诉我们，神庙中确有神，因为人们献给庙里的祭品，往往会突然消失，却从未见有人去偷吃过，不是神吃了还有谁吃了？我们炊事班的人不信这个邪，经过细致侦察，发现原来庙里有一群狐狸，是它们偷吃了祭品。于是，我们组织力量，捣了狐狸的窝，把它们一个个擒获，给连队每个人送上了一份香喷喷的野味。“神肉人食，野味十足”，这顿神肉大餐，大家至今记忆犹新。 1970年1月，我们被再分配，分别离开了鲤鱼洲这个生态之乡、丰饶之地，各自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