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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父亲和赵培英老师都是济南十一中学的老师，我们两家同住在前黄屯一号，曾是多年的邻居。
由于两家都姓赵，关系相处得融洽，致使黄屯的村民都误认为我们是一家人。
赵老师一家三口人，她和母亲还有儿子。我管她母亲叫赵奶奶。
前黄屯一号院，原来是个小学，院落很大。她们家比我家早些住进来，又是独居，就在院子里养上鸡、羊，满院子种着向日葵，小屋里存放着干草。听说我们要搬进来，赵老师主动将储草的小南屋和一间厨房腾出来，让给我们用，我家什么都没要，又帮她把干草放回小房子。只暂时和她家共用了一段时间的厨房，之后不久，在自家门口的墙角处垒了个炉子，上面做上个雨搭，可以生火做饭，就不再与她家共用厨房了。
我们刚一搬来，赵老师就坚持把他们“开垦”的地送我们一半，几经推让之后我们只接受了自己家门口那几平方米的一小片，用来种点蒜、丝瓜和扁豆。用赵老师给的葵花杆搭个架子让藤蔓爬上去，下面就成了个凉棚，夏天可在下面纳凉。天气干旱时，我就主动挑水浇灌两家菜地。秋后葵花成熟，她家就送我们些葵花头。
两家就这样一直和谐相处，过着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日子。
赵老师家养着奶山羊和鸡。我经常帮她打扫羊粪，还帮她垒鸡窝。她家挤了鲜奶总要先送我们一碗。赵老师有个哥哥，是我工作后同一学校的同事，体弱多病，走路一瘸一拐的，是个摘帽右派。在那个年代，同事没人喊他赵老师，“赵拐子”、“老右”成了他的代名词。越是这样，当妈的就越挂心，赵奶奶每天把煮好的羊奶装到瓶子里，由我捎给他喝。尽管别人会说“立场不稳”、“对老右关心备至”之类的闲话，但我还是一直为他做“送奶工”。
在那个年代，粮食紧缺，白面更稀罕，吃个水饺、菜团子之类的就跟吃年饭一样，我们总是送给赵奶奶和孩子尝尝。她们家做个菜豆腐之类的，也会送碗来。最有意思的要数我母亲与赵奶奶合作炸丸子。由于食用油奇缺，要想炸丸子简直是不可能的，可他们却创造了炸丸子的奇迹。把两家相同分量的油合到一起共同炸，炸出的丸子再一个一个地分：先给对方夹个大的，自己再夹个差不多的。就这样，你一个我一个，直到分完。最后锅里的剩油也用同样的方法分到两家的油罐里。这看起来很像小孩过家家，似乎是斤斤计较。可是正好相反，都是怕对方吃了亏，总得一碗水端平。
有一年，父亲得了黄疸肝炎，皮肤眼睛都是黄色的，这是传染病。校医李家相老师几乎天天送药上门。赵老师也是一下班就来我们屋里看望父亲，并用善意的谎言来帮助他树立战胜疾病的希望和信心。每次都是掀起父亲后边的衣襟说后面黄色浅了；再次会说退色部分扩大了等等。反正我父亲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背部，一直被哄得高高兴兴，心理负担自然减少了很多。
那一年我爱人生孩子，劳累一天的赵老师，听到动静，立马赶来，连袜子都没顾得上穿，就催我推上自行车让我爱人坐上，她在后面扶着，急急忙忙送到交通医院。待产期间，我把一切都托付给值得信赖的赵老师，自己急着回家准备产妇的衣食。回家一看，赵奶奶正在熬粥、煮鸡蛋。当我带着赵奶奶准备好的红糖粥蛋赶到医院时，爱人已顺利产下女儿。忙活了大半宿的赵老师顾不上休息就去学校上班了。
赵奶奶去世前卧床好几个月，都是由赵老师悉心照料，十分劳累。奶奶去世的时候，我帮着给穿寿衣、通知赵奶奶的家人。看到赵老师一直躺在躺椅上鼾睡，最初以为是她劳累过度所致，就没有惊动她。但过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见她醒来，根据鼾声我估计可能是脑中风，赶快找来地排车送到交通医院进行抢救，之后又多次探望。在病了几年后，这位伴随多年的好邻居还是走了。
多年以后，时过境迁，和赵老师做邻居时代的黄屯风貌，已不见了踪影，代之以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而我们那时居住的小院也只能从记忆中搜寻。那个年代虽然物质生活比较贫乏，但邻里之间的友善互助、同甘共苦、和睦相处的这些经历，却让我刻骨铭心。它陶冶着我的成长，塑造着我和善乐施、互帮共进的品性。赵老师已谢世几十载，而我也已逾古稀之年，但邻里之间这种友情、亲情却一直让我记忆犹新。
岁月可逝，人亦可归去，邻里间这种和谐相处、和睦互助的真情却是永恒的。
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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