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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最早吃的水果是爷爷给的。在我三四岁时爷爷已经卧病在床沉疴不起了，在那段日子里，院落里整日响着做寿材的斧凿敲击声。爷爷喜欢孩子，常把我叫过去陪他说话。那时的我是个“小没良心”，宁可到处乱跑也不愿去陪伴病重的爷爷。爷爷就拿别人送的水果来引诱我，叫着我的乳名：“柱啊，过来。”一看有好吃的，我就赶紧跑过去，一只橘子几块饼干，就能哄我陪伴爷爷半天。如果哪次爷爷叫“柱啊，过来”而没有水果时就不灵了，就假装听不见。母亲就提醒我：“柱子，爷爷叫你呢。”我就说：“爷爷也没好吃的，我不去。”听了这话，爷爷说不定该多么伤心呢！ 1945年初冬，家乡进驻了一个团的八路军。团政委的爱人怀孕了，我们家比较宽敞比较干净，就倒出两间房给团政委夫妻居住兼办公。 一天上午，几名战士押送一名战俘来到我家。那名俘虏戴一顶带护耳的土黄色夹帽，衣服单薄人也消瘦。大概手冻僵了，进屋后往下摘帽子时，两只手颤抖了半天也解不开系在下巴颏底的帽扣。让我奇怪的是，那几位押送战俘的战士放下枪械后，立刻搬张桌子放到炕上，跟俘虏兵一块打起扑克来。 政委爱人生产了，在我家东屋产下个胖胖的男婴。政委的通讯员姓田，十五六岁的样子，他负责为政委夫妻打饭、烧水等一应杂务。政委爱人一天到晚“小田”“小田”地支使他干这干那。政委爱人不知是哪省人，人长得很漂亮，喊通讯员小田时，将“田”字叫成第三声“小舔”，声音很娇气很悦耳。我有时也跑过去玩，看一眼那个可爱的小宝宝。一天下午过去时，政委爱人送我一只大红苹果。那时候我家跟伯父和三叔伙住一起，跟我同龄的孩子有好几个。为了独享这只大苹果，我在苹果蒂上栓根线绳，又将线绳挂到第三颗衣扣上，将苹果藏在衣襟里，跑到房西头的仓子底下，将苹果拿出来摆弄着玩，却舍不得吃。玩得太投入了，妈妈走到跟前时才发现，想掩藏已经来不及了。妈妈问哪来的苹果，我说了。 “有好东西拿出来大伙吃嘛，躲在这藏着掖着的，真没出息，拿来。”我乖乖地交出这只爱不释手的大苹果。回屋后，妈妈将苹果切成四份分给四个孩子，我只享受到这只苹果的四分之一。 小孩子都盼望过年。过年时，大人会给我们分一点糖果之类的小礼品。7岁那年的除夕晚上，我们每个孩子分得了两个冻梨，四块薄薄的橘瓣糖，一挂价值5分钱的叫“谷草节”的小鞭炮，还有一盏爸爸手制的可折叠的纸灯笼。晚饭后，嘴里含上一片有点橘子味的橘瓣糖，放响了几个小鞭，就点亮纸灯笼提着到附近一户陈姓邻居家去玩。刚走出院门时，就迎面刮来一阵逆风，轻飘飘的纸灯笼一歪斜，就被里面的蜡烛“呼”一下子点燃了。这盏父亲精工制作的纸灯笼转眼间就化为一团火光了。灯笼是我向邻家孩子炫耀的资本，这一烧把我心疼坏了。 陈家有副象棋，但那时候我还不会下棋，就跟那年已经20岁的陈家大哥“打棋摞”。所谓打棋摞，就是将象棋的棋子混到一起翻扣过去，洗一洗，每人分16枚，然后扣着出棋子，按“将士相车马炮”的顺序论大小，谁的棋子“官”大就将对方“官”小的棋子吃掉。很简单的一种游戏，好像也不需要什么技巧，可是我却连打连输，越输越不服气，就一局接一局地打下去，从前半夜打到后半夜，从后半夜打到天亮，几块橘瓣糖不知不觉间也都吃掉了，打棋摞却一局也没赢。陈大哥笑笑说：“天都亮了，不玩吧。”我一听这话立时哭了。开始时是默默地流泪，随后就哭出声来。陈家是一户很和善的人家，几个大人都过来劝我哄我，说大过年的不要哭，应该高高兴兴才是之类的话。这一劝不打紧，我反而哭得更厉害了，也不走，就坐在人家炕上哭。陈家人一看咋劝也劝不住，就到我家里求援。哥哥来了，说是家里等我回家吃饭，这才把我哄了回去。 纸灯笼刚出院门就烧掉了，橘瓣糖一块不剩了，打棋摞一局没赢——那年的除夕夜，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上世纪50年代住的老房子，房前屋后都有一些李树，不知是哪一代房主栽种的，我们搬去时已经属于无主树了。那些李树枝枝杈杈挂挂扯扯，结的李子又不好吃，很不受人待见。对这些树感兴趣的主要是我们一帮孩子。李树5月初开花。5月中旬花谢以后，我们就开始上树摘那些豆粒大小的李子。刚坐纽的李蛋子又苦又涩一点都不好吃，但那时节实在没啥水果可吃，也就皱着眉头龇牙咧嘴地吃几颗。随着李子一天天地膨胀变大，有点酸味了，孩子们就常常随手摘一把装进衣兜。但吃的很少，大部分是在疯闹时互相投掷打仗玩了。这些李树结的李子，被我们从落花坐纽就开始连吃带糟蹋，等到秋天，树上的李子就剩下不多了，红熟后里面还净虫子包，吃了那么多年也未吃到一颗好李子。李树叶上还生有一种蜇人的“拨刺蝥”（毒刺蛾的幼虫），被蜇一次要疼痛难忍好多天。每年夏天，我们都要被蜇若干次。但那些环绕老屋的李树林，却经常进入我的梦境，每次入梦都像遇见故人似的，有一种很深的亲切感。老屋前后那些枝枝杈杈不受待见的李树，给我们的童年带来过不少消遣不少乐趣。 老家房后有片近百亩的玉米田。我十一二岁那几年，每到七八月份，就经常进到这片广袤而深密的绿色海洋里乱窜。这时节的玉米棵已有两人高下，开始穿蓼拿棒了，绿森森的玉米林在夏风中哗啦啦直响，渲染一种神秘的气氛。玉米地里常见到一堆堆的鸡毛或鸭毛。周围邻居家饲养的鸡鸭进来觅食时，常常被潜伏地里的狐狸或野猫、黄鼠狼们叼走。我走进这片玉米地，是为了寻找露生的西红柿和甜瓜。所谓“露生”，是指播种时无意间掉落地里的果蔬种子，出苗后又未被锄掉，就径直开花结果的那种。在偌大一片玉米田里转悠半天，只能找到五六株西红柿秧子，一两株甜瓜苗。找到后便记住大致的方位，推断出大致成熟的时间，隔些天就进去搜索一次，每次能摘到三五颗鸡蛋黄大小、或红或黄的果实就算不错的了。 玉米田西边有片乱葬岗子，加上地里常有狐狸、野猫之类的猎食动物出没，每次走进这片深密的玉米林，都像那些进来掠食的小动物们一样，既紧张又刺激。其实，不管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只要活着，不都得为打食儿奔忙吗？ 关于吃水果，还有件想起来就感到脸红的事情。也是十一二岁时的事，盛夏的一个下午，我腰别一把镰刀，到后山坡割秋板子（带绿叶的烧柴）。我知道前边不远处有块瓜地，香瓜的芳香隔老远就能闻到。瓜地的主人姓李，街坊辈我管他叫李大爷。李大爷身材矮小，解放前却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商人，经营过家乡的最大商铺“公济合”。那天很热，还有点口渴，但这些都是借口，主要还是弥漫的瓜香对我有着挡不住的诱惑。我径直走到香瓜地头，选了几个大点的弹了弹，摘下一个擦擦泥就吃了起来。这瓜又甜又脆好吃得不得了。刚咬了几口，从十几步远的树棵里突然冒出一个年轻女人——李大爷的儿媳妇，小名叫枝子。枝子不知是因为天热躲进树丛乘凉呢，还是见我来了，特意猫在那里打埋伏？反正我被抓了个正着。 枝子叫着我的小名大声喊道：“哎小柱子，你怎么偷俺家的瓜呀？” 偷来的瓜手里捧着嘴里吃着，人赃俱获是赖不掉的，我傻眼了。正在这时，枝子的公公李大爷也来了。 见公公来了，枝子就向公爹告状说我偷了他们家的瓜，问公爹该如何发落我。我吓坏了，这状如果告到家里再告到学校，这人就丢大了。李大爷发话了，但他不是指责我，反倒把枝子好顿训斥。李大爷说：“你这个女子啊，怎么一点情理都不懂啊？邻邻居居乡里乡亲的，在瓜地吃个瓜算得了什么？熟人进瓜地，许吃不许拿，这是老辈子留下的规矩。你可倒好，柱子吃个瓜，你就大惊小怪吵个没完没了，也太不懂事了，你呀……”说完转身走去。 李大爷虽然身材矮小，却有着很深的人生阅历和博大的胸襟。他的话语不多，却让我敬服让我感佩至今。 我家屋后的山坡上，有几株无主的老梨树，是嫁接的冻梨树。每到秋天，冻梨树下也是我经常光顾之处。由于无人经管土质又薄，冻梨树每年春天开花很多挂果却很少，疏疏落落地东一个西一个，一次次地风雨吹打又要摇落一些，到秋天剩在树上的梨子就更少了。我经常站在树下透过浓密的枝叶满树找梨，能找到那么几个，又往往悬挂在高高的枝头可望而不可即。但我不肯放弃，我捡一些拳头大小的石块往树上一次次投掷，投得又不准，往往几十下也打不下一个梨来。但又不甘心，就再投再打，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的投掷上，今天打不下来改日再去打。树上的梨越来越少了，有的是被风吹落了，有的是熟透了自然落进草丛，但是只要叶缝间能找到一个梨子，就能诱惑我一次次地去打。梨树上那点数量有限的梨子，不知耗费掉我多少心力。 梨子没打下多少，倒养成了一种习惯。生活中总想找点有趣的事情做，就像投掷石块打高枝上的梨子，尽管付出很多而所获甚少。我曾经迷恋过钓鱼和撒网，迷恋写作、集邮、绘画，还有叶贴画，而在箫、笛、二胡、手风琴和小提琴等乐器上耗费的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既无天赋又没人指导，却不自量力地摆弄那些既高雅又高难的东西，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性格让我的日子总过得忙忙碌碌，仿佛生命之树上到处都悬着梨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