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改变了我和我的家庭命运
名树水
我出身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亲都是普通农民。我们兄弟五人，我排行老二。父母亲除具有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善良的特点外，还具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再苦再难也要供孩子上学，认定农村孩子只有念书才有出路。
在大集体、大锅饭的年代，我们村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落后村，而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又是三个生产队中最落后的一个。一个工值只有几分钱，一年每人只能分到30斤麦子。记得每当生产队长排活时，父亲总是要最苦最累的活干，有时下了工再出去割筐草卖给饲养院，以便多挣一点工分。做买卖那是不允许的，那要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种的菜要去卖，那得带上村里出具的“自产证”，否则就是投机倒把。有一年生产队分了几斤粉条，我到高于集上去卖，因没自产证被市场管理人员收去，后来托情，让我去拿，但只拿回来一点。母亲每年养几只鸡，下的蛋极少自己吃，要卖几个钱补贴家用。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曾说过要出去要饭，全家人都不同意。我说你要去要饭，我就不上学了，我去要饭，供学生上学的信念打消了母亲去要饭的念头。一年两次断粮怎么办，地瓜秧子、玉米棒子芯、各种能吃的树叶、野菜都用来充饥。记得考初中时，录取通知书上还让每个新生带50斤干菜报到呢。
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父母亲先后供我们大兄弟三人读完了高中。到四弟五弟上高中时，实行推荐上学，村里以我家学生多为由，把指标分给贫下中农子女，他俩的学业受到了影响。
父母亲不但供孩子上学意志坚定，在教育孩子上也使我们受益匪浅。记得我小时候，晚上父母共用一盏煤油灯，母亲纳鞋底，父亲借灯光念古书《小八义》等，是念出声来的。我在旁边虽然听不懂，但那半念半唱的腔调让我很愿意听。母亲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但她能讲很多小故事，能说很多名言警句，什么“丁郎刻木”啦，什么“韩香子哭甜瓜”啦，什么“犬守业，牛耕田，不可宰杀”啦，什么“死诸葛害死活司马”啦，等等等等。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场景时，眼眶总是湿润的，像痴呆了一样。父母亲的言传身教看似不是教育，实则履行着第一任老师的责任。这对我们弟兄五个的学习成长、处事做人，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伟哉！我的父亲母亲。
若论恩德，能与父母亲相提并论的，当属党和国家了。父母亲给予我的是养育之恩，党和国家给予我的是培养教育之恩，指引人生方向之恩，而彻底改变了我和我的家庭命运的是改革。
我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在六年中学学习过程中，因家庭困难，我一直享受着四元钱的人民助学金。这就是说，党和国家不但通过学校和老师教育培养我，还拿出钱来资助我的学习。这也是我刻苦学习的动力之一。
正当我在紧张的复习迎接高考时，1966年6月18日，学校突然宣布：高考推迟半年，停课搞文化大革命。当时政审、体检、填报志愿均已完成。此时离当年的高考时间只差十二天！上大学之路就此堵住。
直到1968年下半年，进驻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布学生离校。这样我们就以回乡知识青年的身份回家务农，成了所谓有知识的新型农民。
上进心驱使自己不断寻求新的人生道路。1968年冬季征兵开始，我毅然报名参加，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当兵在当时是人人羡慕的事情，家中大门口也挂上了“军属光荣”的牌子。我志得意满，加上自己高中生的身份，我决心在部队干出一番名堂来。
到部队后，由于工作出色，当年入党，当年当副班长，第二年当班长，第三年下半年进师教导队学习，领导说的清楚，这是提干前的培训。正当两兜换四兜、战士变干部的关键时刻，又是一个想不到，国家政治形势剧变。1973年，部队战士中的骨干（所谓干部苗子）都要复员，并且哪来回哪去。这样我又成了具有退伍军人身份的新型农民。
难道我注定只能当一辈子农民吗？退伍后，我仍然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当过临时工，既干过泥瓦工，也干过电气维修工。既当过拖拉站的充电工、也当过车辆监理员，有时也到安庄农电站帮忙。在供电局举办的农村电工培训考试中，我获得第一名的成绩，还是改变不了身份，莫非这就是报国无门？
1974年，农村即将普及用电。管区领导找到我，要我给各村培训一批电工。借用当时马洼联中的教室，举办了两期电工培训班，每期10天，先讲电工基本理论、操作规程，再指导具体操作。培训班结束时，联中校长找到我说，现在学校办戴帽高中，缺老师，我已给公社教革组领导谈好，批准你在我校当民办教师。这样我总算有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
1977年12月，一声惊雷传来，国家恢复高考，并允许“老三届”参加。久旱逢甘霖，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在完成各项报名手续后，我顺利地走进了考场，终于站到了让国家选拔人才的行列中了。很自信地考完了语文、数学、政治、理化四科的考试，其中政治还提前半小时交了卷。在热切的期盼中，喜训传来，一榜高中，我被录取到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物理系（本科）。当时虽没象范进中举那样子喜极而疯，但喜极而泣却是事实。在走过了11年的漫漫人生求索路后，终于成了一名梦寐以求的大学生。庄乡邻居交口称赞，母亲也湿润了眼眶说：“总算没白供你。”这是改革开放改变我的命运的关键一步。据肥城教育志载:1977年，全县大中专招生，报名3826人，大专（本专科合计）录取86人，中专录取247人，总计333人。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教师进修学校任物理教师。一九八三年，邓小平同志提出选拔任用干部的“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被任命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从此走上教育系统的领导岗位，再次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我被评为泰安市优秀教师，按当时政策，家属子女办理了“农转非”。
我深知改革改变了我的命运，但自己不能安享改革红利，而要知恩图报，勇当改革大潮中的促进派，为改革开放大业贡献力量。
1988年，组织调我到实验中学任校长。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学校工作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强化素质教育，学校设立学工处（时称政教处），在学校和班主任之间增设年级部，从而把素质教育由虚变实。对教学质量实行“平等竞争，分类推进”的动态评价。评优树先指标向一线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倾斜，五年中上级分给学校的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指标，自己从没要过。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教学质量逐年大幅度提高，师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1991年泰安市教育局对全市初中的考核评估中，实验中学被评为一类（泰安市仅三名），我在总结表彰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1993年，组织调我到教育局任副局长，分管教学业务、招生等工作。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同志们的积极配合下，锐意改革，开拓进取，狠抓管理，强化基础，激发广大干部教师的内在动力，有针对性的移植实验中学的成功做法，教学领域的形势越来越好。至一九九七年，肥城高考质量跃居泰安市第一位。泰安市政府在我市召开了现场会。宿传江副主席（时任局长）作了经验介绍。我市市委、市政府给教育局集体记大功一次，并给部分学校升了格，给部分同志晋升了职务。
1999年，市委任命我为教育局党委书记。2008年光荣退休。我热爱教育事业。退休后，局党委安排我担任局机关老干部支部书记，推举我为老教育工作者协会会长及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我愿和我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老伙计挽手并肩，虽然步子慢一点，但会坚定地行走在习近平同志指引的强国富民的康庄大道上。永做合格党员，永做模范长者。
我的家庭也因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弟兄五个都没辜负党的教育和父母的教养，都不同程度地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我的大哥和我爱人多年当民办教师，于1994年转为公办教师，目前均已退休，安享晚年。我的三弟名树旺是和我先后走上领导岗位的，任检察院副检察长。不幸的是1996年仅以44岁的年龄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早在1982年即被评为“山东省检察系统先进工作者”。因公牺牲后，省检察院专门发文，为他追记一等功，还专门为他制作一尊石膏雕像送到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他颁发一级奖章。我的三弟名树旺堪称省市乃至全国检察系统的一面旗帜。我的四弟、五弟最初由农民工做起，勤奋好学，工作努力，分别成了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的负责人。
我和我的家庭的巨变，生动的阐释了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我和我的家庭只不过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个人和家庭的代表。我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改革开放一定会进行的更深入、更完善，祝愿祖国更强大、人民更幸福。
注：作者系肥城市教育局机关老干部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