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西市农业局老干部协会 王吉文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感天动地的变化，已是举世共认的事实。其中相较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财富的大量增加和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我认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还是经历了40年的风雨洗礼后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及其实现途径在认识上完成的一次大的飞跃，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回顾我本人40年来参与最深的三项改革的历程，总结自己从改革初期的怀疑、抵触者淬变和成长为自觉而坚定的改革老战士的变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在4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所以接触最多、参与最深的是农地制度改革、村级组织建设和入世后按国内外市场需求改革农业经营体制等三项改革。这期间每场改革都使自己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产生了一个深刻的昇华过程。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我先后扮演了三个角色。首先是“大包干”的抵触者。1982年6月当我回家参加“大包干”后第一个麦收时，原来的茫茫麦海中只剩下少劳力户的几块麦田了，而领着孩子前来帮工的连襟又扭伤了腰。当我带他前去治疗路过场园时，家里兵强马壮、正在翻晒新麦的一个老朋友得意地问我：“你连麦子还没割完？我家已经吃上新麦子了!”我的心情顿时由焦躁变成愤怒，没好气地回应说：“你急着吃新麦是贫穷的表现，我家的麦子足够吃两三年，着什么急!”麦收后看看家里比往年多几倍的小麦，心里着实满意；但想想全家受的累，看了《参考消息》上苏联“塔斯社”《中国的改革引发了个人主义回潮》的报道，又听到少数人“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晚上回到解放前”的议论，又不免对“大包干”充满了怀疑和抵触。第二个角色是对中央九十年代农地改革政策的消极执行者。由于看到十几年来农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加上自己已经负责市农委农村政策的调研工作，所以对“大包干”政策已能自觉地执行和完善。但对土地的长期承包还是不能接受。认为青岛地区属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经济发展快，产业结构调整频，招商引资和基本建设征地多，一旦长期承包可能不利于发展规模经营、结构调整和土地征用，最好实行“两田制”。所以当中央1994年第一次提倡将土地承包期延长到30年时，我在青岛市召开的土地延包试点会议上，极力与平度、即墨两市的与会领导“统一思想”，坚持“两田制”，不全部延包30年。会后又建议市领导在本市组织了市郊8年、平原15年、丘陵地区30年的三个试点，并放权各乡镇分类执行。待到99年中央明令二轮土地承包期一律延长到30 年并实行均田制时，虽然自己在工作中也全面执行了，但内心的“两田制”情结还未消除，仍认为长承包期和“均田制”不一定适合发达地区。出乎我意料的是，二轮土地延包后，由于农民获得了足量的土地以及长期稳定的自主经营权，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迅速形成潮流，截至2005年，莱西流转土地8万多亩，实行规模经营的经济实体发展到100多个，直到这时，自己的顾虑才完全打消，对中央的土地制度改革心悦诚服，彻底变身为第3个角度-----对土地制度改革坚定的支持者。
在经历的第二项改革------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态也是参与、奉献与忧虑同行。1987年，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试点工作在莱西展开，于是本人于88年奉调参与山东省委及中央五部门分别于89年和90年召开的全省、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座谈会的筹备工作。为推广莱西市村级组织建设“三配套”的经验和创建全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示范县”，做出了一定贡献。民政部推广的村民自治的9项制度，有两项由本人起草，其中一项还被列入民政部的教材在全国巡回培训。但在参与、奉献的同时，思想上却一直存有隐忧和迷惘，主要是看到集体经济十分薄弱，担心村级组织失去经济基础的支撑而影响稳定和活力，甚至还产生过“集体经济的弱化是否是农村改革的负产品”等疑问。期间虽然也围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进行过多次调研，有些措施也进入了领导决策，但因多数属于老套套而收效不大。只是在中央决定实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后自己才豁然开朗：改革中的遗留问题以及尚未触及的部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发展集体经济固然重要，但不能走“大锅饭”时代的老路子，只有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合作经济等形式，培育含有集体元素的新型经营主体，才能实现农业、农民和集体经济的同步发展。
我亲历的第三项改革-----入世后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也是先忧后乐。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本是促进中国经济加速融入国际市场的重大举措，但自己担心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不健全、农业经营主体弱小而分散，担心入世后经受不起国外产品的竞争和冲击，据此认为入世过早，最好推迟几年以便国内市场做好准备。结果入世后只经过短暂的适应期，中国商品即加速走出国门，中企“走出去”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到2010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就比2001年增长了35%，中国成为8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面对巨大的进步，我彻底消除了疑虑，对中央力争及早入世的决策表示由衷的钦佩。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我经常为自己能赶上这场历史性的变革而庆幸，为自己能为改革推波助澜而自豪，也为自己在改革中曾经存在过的疑虑、消极甚至抵触情绪而感到惭愧和遗憾。2006年退休后，我有了更多时间进行学习和反思，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通过学习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论述和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改革开放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决心紧跟党中央，以自己的绵薄之力，继续为改革做贡献，这期间接受过原单位的返聘，担任过乡镇政府农村工作的顾问，通过协助总结改革重大事项、为省市组织部门加强党建的调研座谈建言献策等形式，为改革献智献力，被同志们戏称为“改革老战士”。特别是临近十一届三中全会40周年，家人、亲友、同事特别是老同志聚在一起，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聊起改革，比起变化。每逢这种场合，我也有意把话题往这方面引导，并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最近一次几个老友相聚，当我谈起自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糗”事时，在场的多数人都承认有过相似的认识过程。并认为我们这代人“老社会主义”的铬印打得太深了，“姓社姓资”的弦绷得太紧了!幸亏一次次思想解放的大潮，帮助我们拨乱返正。其中一个老同志坦言：“如果按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准，我在改革初期的言行足够打成反革命。再说，谁知道改革开放能搞得这样好!如果现在改革从头再来，我肯定一路都是积极分子!”这一番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种笑，真正是大是大非弄清之后轻松愉快的笑，是为自己当年的幼稚和迷茫感到腼腆和惭愧的笑，是做为改革受益者幸福快乐的笑，也是看到光明前景后自信而豪迈的笑!当谈到将来的打算，不管与公与私，大家都准备老有所事、老有所为，我也趁机宣布：“尽快今年73岁了，经过十多天的考虑，我决定以老年志愿者的名义，应聘担任市委某一部门的名誉顾问，当好一名老战士，再为改革干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