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冯俊玲，1938年生人，1958年参加工作，1998年退休，今年2018年我80周岁，退休整20年。今天讲我亲历改革的一件事——如何抓好棉花地膜覆盖的。
我当过中专教员，惠民卫生学校1962年下马后，我又去结核病防治所当护士，因工作事迹突出，1966年7月县委组织部调我到县卫生局任副局长。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临时安排我在县文革办公室工作，结果文革办公室被红卫兵砸烂了。我没处去，县委就叫我带一个工作组到农村去劳动。从1966年到1981年，共在8个公社，17个村蹲过点，时间加起来是7年零9个月。在这期间因我表现的好，县委组织部提拔我当县委常委。一调查，我的家庭出身是“上中农”，结果被取消了。
1977年县委抽调我带领一个工作组，到申桥西沟刘村蹲点，干了整一年，纯劳动200天以上，我摸索出了一整套农村工作和种棉花的经验。组织他们加深加宽西沟刘干沟，搞了旱能浇，涝能排的六个丰产方（每方150亩地）。
这时全国还没有搞改革开放，村里种地还是大集体，房前屋后群众自己种菜就是资本主义，群众给大集体干活又不积极，当时编了一个顺口溜：
上工：三遍钟，两遍哨，还得队长下户叫。
干活：出口一大片，干起活来一条线。
我们就采取措施，给每个劳力分配上任务，比如，上午锄几趟地，下午锄几趟地，早干完可早回家，这样群众的积极性就来了。
1978年县委又派我带一个工作组到梁家公社簸箕田蹲点，重点推广开沟泡碱种棉花和营养钵育苗。簸箕田的大队书记，只搞过棉花芽苗移栽，什么开沟泡碱，营养钵育苗啊，他不信那一套，拒不接受。簸箕田的土地含盐量都在4‰以上，高的达11‰，每年都种好几遍，直到下了大雨后才能勉强拿上六、七成苗。老百姓也真够苦的。我认为，先敛碱拔毒，再开沟泡碱，然后用淡水压碱，加上用好土搞的营养钵苗，有科学道理，一定会成功。可是道理讲了千万遍，大队书记就是不点头。他问我：“这样搞，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按你往年的产量赔你。”“你赔的起吗?”“我赔的起！”“按我的要求办，减多少赔多少。”“好，你说话算数？”“我说话能不算数吗，我们是县委派来的工作组”。质问的这么急促，回答的这么自信。可是，这毕竟是个新技术，我也没搞过，到底咋样，心里没底，思想压力很大。为了保险起见，我从七里地以外的青杨店村用托拖机调170多方好土，打营养钵，一打就是200亩地的。真是越害怕，越有鬼叫门。正当棉花出土时，黑夜刮起了八级以上大风，盖苗床的塑料布都到起来了，有的刮到树上。怎么办？急的我简直要发疯了。我亲自打钟，挨家挨户叫人去救苗床。我心里想，这下全完了。干部群众也怀疑，有的干脆说：“这不是来糟踏咱老百姓吗！”不管你说什么，反正我不动摇。经过精心管理，床床出了好苗子。
拿住苗子，这只是第一步，以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三月份棉花地里冒出一层白碱，我们就组织群众敛碱拨毒。把地表面一指厚的碱敛起来，推到地对边，垫了宅基地。过半月二十天碱又冒出一层，再敛一次，重碱地得敛三遍，每亩地敛出五六十车子土。拨的毒有多厉害呢？垫宅基地的土，下了大雨淋出来的水，能把对卡粗的树碱死。拔了毒的地再开沟，沟深约20公分，沟底冒出来的碱再敛一遍培到背上，在沟里灌上淡水压碱。五月初在沟底栽上营养钵苗，经过这么多程序，下了小雨提上碱来还死苗。为了保苗，把苗根边的碱土扒开再囤上土杂肥，这叫扒碱囤肥。这一年的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和群众战斗在一起，我的手磨破了，腰使弯了，人累瘦了，可棉花长势喜人。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省委副书记李振同志还来参观过，他问我说：“单产皮棉能拿多少斤？”我说“八十斤以上”，“过去呢？”“十四、五斤。”“祝贺你！明年拿到100斤。你这妇联主任搞得好，向你学习。”
这一年簸箕田的棉花获得历史上罕见的大丰收。看到群众从来没有的欢乐，我心里美滋滋的。
1980年，县委又组织了十几人的大型工作组，还叫我任组长，到大梁家公社大皮庄去蹲点，搞棉花地膜覆盖，连干了两年。那时已开始实行责任制。我和农业局的同志，先搞了一亩六分地的棉花地膜覆盖实验，成功后，第二年就在大皮庄一下子搞了八百亩。都知道地膜覆盖比营养钵造价高好多倍，担的风险就更大了。不过有个好处，大皮庄的大队书记，根据我在簸箕田大队的工作，对我很信任。但他对我很放心，我也就越担心，担心在一亩六分地的土地上搞了一年的实验，放到八百亩的土地里能不能成功？根据碱随水去、随水来的道理，也得先用淡水压碱。不过这个压碱不是开沟渠，而是大水漫灌，需水量更大。可是大皮庄没有水，需从外边向里调水，调水又没有抽水机，借了抽水机还没有油，责任田包到户了，群众又不同意搞，工作难度很大。晚上帮助书记开会做群众思想工作，白天帮他借机器，弄柴油浇地，同时发动群众引水，指导群众盖膜，打孔放苗，忙的我一天到晚团团转，饭也吃不上，觉也睡不上。我们这个工作组，一共十几个人，后来抽调的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又经常是我这个组长在那里顶长班。功夫不负有心人，棉花地覆膜又成功了，大皮庄的棉花也获得了大丰收。有一个承包户，收入成了万元户，名扬全省，全省各地都来参观学习。
有一次聊城地区组织全地区县、市长来大皮庄参观，因刚下了小雨，大客车被泥路误在路上，我先让他们跑去参观，让大皮庄的拖拉机给拖车，参观完了车还没拖出来，原来去县里会议室介绍经验，为了节省他们的时间，就在棉花地边的树荫下介绍。我没拿稿子，就把我的记忆和经验给他们介绍，和我当年给学生讲课似的，讲了40多分钟，他们都认真记录，大客车拖出来了，路也修好了，我和他们一起上了车，送到柏油马路上。我下车后，大客车上所有的县、市长都下车和我握手，表示感谢。
1982年元月7日，我被惠民县第九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补选为副县长，县委书记胡安夫同志说：“民意测验以绝对的优势推荐你为副县长候选人，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分管棉花吧。”我心里很高兴，这是党的重托，群众的信任，我一定好好干。
1982年，我就利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利，配合县委、县府其他领导，大抓了棉花地膜覆盖技术推广。这一年全县种了两万亩，毛刘公社就占八千亩；其他公社都搞自己的样板田，县里搞了碱地、红土地、沙地、埌土地等各种类型的实验田。毛刘公社孙顶大队，覆盖二百亩棉花，一夜之间一场大风都刮良。群众都到大队书记家去闹，还有的把刮烂的塑料布挂到大队书记的大门上，给大队书记出活丧，干了二十多年的大队书记，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恼怒了，抱头痛哭，躺在家里不出门了，群众怨声载道。我听说后，和公社书记梁克俭同志一起去看他。五十多岁的人了，哭得那么伤心，他觉得对不起党和群众，造了孽，这个大队书记不能干了。我劝他不要灰心，一个新事物的出现，总不会一帆风顺的，再把这二百亩地膜重新盖上。他一听就烦了：“还嫌糟的不够？”“你别着急听我说，分三种情况，带头搞地膜覆盖的积极分子，县里给你拨款；一般群众，县里补助一部分；起来闹事的，自己拿钱，把刮坏了的地膜全部重新盖上。”他们这样做了，这个大队秋后获得了大丰收。
毛刘公社大理社区，管区书记把全管区的耧都收起来放到管区里，棉花一律不准直播，全部地膜覆盖。可是半月过去了，有的棉花根本没有出苗，有的出的残次不齐，群众起来闹管区书记，说供销社卖地膜的是他的同学，书记为销售地膜才这样干的，群众起来把书记赶跑了。我听说后，和棉办主任一起骑着自行车去实地看了看，我找出四种原因，概括了四个字“干、暄、深、烧”。干了，是没造墒；暄了，土没压实；深了，苗子窝芽；烧了，种子扎根扎到底肥上了。我立即叫灾区的同志通知管区书记回来，同时通知各大队书记、大队长明天到管区集合，我主持开会，公社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参加会议。
第二天正是“五一”，我和棉办主任赵炳耕同志，给他们开了会，告诉他们在大皮庄大队搞的试验田，就是“五一”下种的，获得了棉花大丰收。赵主任讲了根据四种情况，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干部群众重新鼓起了士气，浇水的浇水，翻种的翻种，铺苗的铺苗。秋后全管区棉花获得了大丰收。管区书记还到全县召开的大会上做了经验介绍。
1983年，全县棉花地膜覆盖扩大到二十三万亩，我把全县十三位农艺师组成顾问领导小组，公社建起覆膜技术指导站，村里组织起棉花技术员，指导全县的棉花地膜覆盖。这一年全县的棉花长势喜人，外地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全国除了西藏和台湾外，各地领导和棉花专家参观达4万余人。我全程接待陪同参观，介绍经验。这年全县棉花产量达65万担，创历史最好水平。就在这一年，我当选为山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惠民县的棉花地膜覆盖技术获全国科技成果一等奖。
（作者：冯俊玲，惠民县原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联系电话：13034525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