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实施“走出去”战略回眸
吴 衡
我是1971年到工厂做临时工，1975年上山下乡插队，1976年12月返城到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外贸办公室工作的。有幸赶上并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亲历了我市实施“走出去”战略从发端、起步、兴起到蓬勃发展的进程。
从我所工作过的单位多次机构调整与名称更改，可以折射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的历程。1977年2月15日，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外贸办公室撤销，之后组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对外贸易局，1980年7月更名为青岛市对外贸易局。1981年11月，建立青岛市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与市外贸局一个机构两个牌子。1984年8月3日，成立山东省对外贸易总公司青岛分公司，与市外贸局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同年8月21日，青岛市进出口委改建为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1988年2月，市外经贸委、省外贸总公司青岛分公司、市外资工作办公室合并，重组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1990年9月，市外经贸委与市对外开放办公室合并，仍称市外经贸委。1999年10月，市外经贸委与市招商委合并，仍称市外经贸委。2000年1月，市属外贸企业组建益佳国际贸易集团公司，实行政企分开，与市外经贸委正式脱钩。2001年9月，市外经贸委改称青岛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2009年12月，市外经贸局与原市经贸委的内贸职能合并，改称青岛市商务局。可以看出，机构职能在不断强化，工作范围在不断扩大，这套机构始终是青岛市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在投身轰轰烈烈的外经贸大发展的35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3年间，自己从事过外贸财务、计划统计，三外综合、进出口贸易、技术进出口业务，对外援助及接受援助，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境外投资业务，参与过外贸体制改革和青岛计划单列以及青岛啤酒厂成为全国首家自营进出口企业的全过程，但感到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实践探讨了二十多年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经历。
1997年9月，中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各类企业创造条件“走出去”开展对外经济合作。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入世的新形势，发挥我市的整体优势，在“引进来”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于实现我市对外开放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出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前后，外经贸系统对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设计咨询、对外援助及接受援助、境外投资等业务，统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或对外经济合作，简称“外经”，与外资、外贸俗称“三外”。
青岛市实施“走出去”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后至1986年间。这个阶段“走出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我市企业派员参加中央部委或央企承揽的对外经援或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转包业务。此间，四方机厂派员参与坦赞铁路建设，航务二公司派员参与交通部对马耳他10万吨船坞工程和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友谊港建设，青岛建筑工程总公司参与山东省组织的科威特房屋建设项目分包，青岛二轻局派员建设桑给巴尔服装厂和赞比亚服装厂，青岛纺织工业总公司（原纺织局）受外经贸部委托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工作组援助赞比亚建设穆隆古西纺织厂等。
仅六五期间，青岛市就先后派出20批、550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山东省组织的承包科威特446栋单栋户住宅楼工程，其中，青岛市承建226栋，建筑面积7.96万平方米，创汇1221万美元，净利润82.3万美元。六五期间，青岛市共参与了5个经援项目建设，包括纺织，缝纫，港口，铁路，养殖等，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461人，受援国包括赞比亚、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马耳他、新西兰等，援建项目大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青岛市还参与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牵头与新西兰合资兴办的对虾养殖公司，中方投资128万美元，派出8人，其中青岛派出6人。接受联合国工业开发计划署援助的“机车柴油机提高经济性和可行性项目”，受援额200.98万美元。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的“避孕套生产检验和包装项目”，受援额44万美元。另外还分别派员参加赴坦桑尼亚医疗队和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医生。
二是为对外劳务合作提供服务业务，即为有经营资格的外派公司提供国内服务。这个阶段，青岛企业开始接触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但一直没有经营资格且业务量较小，制约了我市有能力“走出去”的企业开展国际竞争。在改革开放初期统计家底不清的情况下，领导决策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时任市外经贸委主任刘吉德，曾多次在大会上要求我们这些年轻人俯下身子踏踏实实的干几件实事，做开拓业务的行家里手。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会同市计委、经委、科委和统计局等部门联合对我市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项目进行专项普查，逐一核对落实指标数据，摸清家底，统一口径，并于1986年3月，组织编审了《一九五九——一九八五年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综合统计资料汇编》，明确青岛市从1971年开始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从1979年开始利用外资；从1982年开始外工贸公司自营出口，外贸收购从1959年开始统计。这本资料汇编填补了我市外经贸史上统计工作的空白，受到市领导的好评。记得当时我曾陪同刘吉德主任前往时任市长臧坤办公室汇报工作，由于几个部门汇报数据口径不一，当场“撞车”，场面尴尬；而刘主任汇报的一系列数据全部采用的是《资料汇编》数据，对臧市长提出的数据问题，当场回答无一遗漏。
1986年6月，我担任市外经贸委综合科副科长。在当时没有专门职能处室设置的情况下，综合科（处）承担了外经职能。由于我参加了全国首次援外工作会议和担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联络员和特约撰稿人的工作，每年都要对全市各单位派员参与经援或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进行普查跟踪，同时开始关注和研究国家及各省市的做法，对青岛企业如何走向国际市场有了粗浅的想法和思路。
第二阶段从1986年到1998年，这个阶段是我市对外经济合作工作的起步阶段。其显著标志：
一是1986年，由市政府投资的我市第一家境外窗口公司香港华青公司批准成立，填补了我市境外投资的空白。
二是1990年底，中国青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批准成立，该公司成为我市第一家具有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格的专业公司，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营。但该公司独家经营缺少竞争压力，未能适时与具有施工优势的实体集团实现强强联合，错过了发展机遇，几年来只承揽到一个援外维修项目，且大部分精力放在外派劳务上，经营逐年萎缩，令人惋惜。
由于当时我市外派劳务市场混乱，市有关部门拟联合调查清理整顿。1995年5月，时任市外经贸委主任毕于岩找我谈话，让我由经贸政策和发展处处长兼任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处处长。结合这些年来的观察和思考以及自己的一些设想思路，及时提出一手抓清理整顿，一手抓队伍建设。通过深入基层调研，帮助有实力的实体集团创造条件，尽快获得经营资格。如青岛建筑工程总公司即青岛建设集团前身，在改制还在审批中，尚未获准一级资质不符合外经贸部申请条件的情况下，我提出以集团所属第一、二、三建筑工程公司和安装工程公司都是一级资质、那么集团公司顺理成章的也应该是一级资质为理由，陪同该集团时任总经理张德志等进京做工作，直接找到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杨文生，汇报了青建集团的业绩和实力。杨部长助理非常赞同我市要求给实体集团经营资格、在以窗口公司为主体的全国外经队伍中“掺沙子”的做法，并提出实体公司获权要成为今后授权的重点。在部领导的直接关怀下，青建集团很快获权，其所属的一、二、三建和安装公司也先后获权。从1995年5月起，我市外经企业已由过去的一家迅速扩展到九家。截至2011年9月，经过21年的开拓发展和清理整顿，优胜劣汰，我市获得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企业达到28家，外派劳务经营资格企业达到36家，已由“借船出海”发展到自己“造船出海”，并形成了三大特色板块，即外派海员渔工、对外设计咨询和以铁路机车、电子家电、石油管道、城市道路、隧道涵洞、建筑安装、土建施工为特色的对外建筑施工板块。我市对外经济合作初见成效，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是以1999年国家发布境外加工贸易政策为标志。这个阶段我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已稳步发展，有了以实体集团公司为主体的对外承包工程队伍和以专业外派公司为主体，服务单位为辅的外派劳务队伍，营业额及外派人数大幅增长。同时，境外投资开始进入大发展阶段。当时，外经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外贸、外资、外经三外工作中，外经是短板。由于外经未列入考核，各市区缺少压力和外在动力，各级忙于完成外贸、外资考核任务，往往忽视了外经工作的协调发展，外经业务的发展只能依靠职能处室一方面主动出击，重点突破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做市区外经贸主管部门的工作，动员其协调所属市区企业关注参与外经工作。
通过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切实有效地组织了几项推动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境外投资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在计划单列城市、副省级城市和省属地市中，开创先河，做出表率，并创造出经验，受到外经贸部和企业的认可，得到市领导好评。如2001年组织了“青岛市外派劳务咨询会”，参会人员3万多人，受到新闻媒体和市民的广泛关注，办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民参与的一次大型盛会。咨询会宣介政策法规，增加政策透明度，吸引周边劳务，扩大外派规模，取得较好效果，并专门在省外经贸厅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2002年提出“宣介、引导、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境外投资工作思路，组织了“送政策上门”境外投资咨询服务活动，到12市区400多家企业，送政策、讲案例、解疑难、传信息，受到基层和企业的欢迎，被市委组织部、市直工委、市人事局评为“2002年青岛市市直党政群机关优秀工作成果”优秀奖。2003年，又开始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广泛开展“送政策上门”活动，把推动“走出去”的触角延伸到外商投资企业，当时出台的《关于推动外商投资企业走出去扩大出口，实现境外投资全方位发展的意见》，成为“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的范例，受到外经贸部和有关省市的密切关注，国务院参事室，山东省政协和江苏省政协分别率团专门前来调研。外商投资企业“走出去”，其观念更加超前主动，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操作更加驾轻就熟，既扩大了外经规模，又带动了外贸出口，成为我市境外投资新的亮点，也为推动外商投资企业自身的发展，更好地实现“亲商、安商、富商”，为下一步“引进来”奠定基础。2004年，我们的“宣介、引导、推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当年组织了“走访企业寻找意向、推动企业走出去”专项活动和10场环境政策说明会，“走出去”意识不断深入市区和基层，覆盖面不断扩大和延伸。投资主体多元化趋势凸显。特别是重点提出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主题活动，召开了全市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经验交流会，加大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扶持力度，灵活变通国家的有关规定，建立了对我市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实行备案登记制度等，使民营企业迅速成为境外投资的重要力量。
这一阶段，我市推动“走出去”工作正处与上升时期，特别是我市在全国首创将境外投资列入全市责任目标考核的做法以及出台的《全市实施“走出去”战略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评比表彰意见》，充分调动了目标责任单位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我市宣介、引导、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做法，得到商务部和省政府的肯定和认可。当年争取到时任副市长于冲同意，以市政府的名义表彰和奖励了2004年度全市实施“走出去”战略先进单位和个人，给市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和企业吃了定心丸。2005年开展了树十个典型、讲百场政策、助千家企业“走出去”专题活动。“树十个典型”是通过《青岛日报》“走出去”启示录专栏，宣传典型事迹，发挥示范作用；“讲百场政策”是调动各市区、街道、乡镇工作积极性，通过说明会、报告会、培训辅导，现场办公和咨询答疑等方式，宣讲政策；“助千家企业走出去”是通过以上活动，促使千家企业了解政策，转变观念，尽快“走出去”。
2002年到2005年四年间，从“送政策上门”引起轰动效应，到“十百千”再次深入铺开等一系列“宣介、引导、推动”活动，由浅及深，由进而远，由市直部门到区市、乡镇，由集中宣介到个案辅导，适应企业不同要求，取得了良好成效，受到企业一致好评，得到商务部领导的充分肯定。2006年5月，吴仪副总理出席商务部与全国工商联召开的全国民营企业“走出去”促进与交流会议，我代表青岛市外经贸局青岛市工商联作了大会发言，我市的一系列做法受到商务部、全国工商联和参会企业的好评，并在互联网门户网站连续播放视频录音。
为了帮助企业尽快进入角色，组织编辑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系列工具书》一套三册，后增为六册。我亲自撰写了《企业“走出去”如何迈出第一步》，就境外投资宏观环境调查、市场调查、投资环境调查、金融和外汇管制调查、我国外经政策调查等方面，提供可操作的调查方向和方法，受到企业欢迎，不少省市同行前来调研索取。
在协调帮助大企业集团“走出去”方面，实施贴近服务、登门指导，如获悉境外加工贸易可以补办手续享受国家政策后，迅速将所掌握的项目信息反馈海尔、海信集团抓紧上报，一度青岛市获批境外加工贸易项目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外经贸部合作司领导赞叹青岛反应神速、动作快。由市外经贸局直接推动兴建的海尔巴基斯坦工业园成为中国首个揭牌的国家级境外经济合作区，享受到国家的相关优惠政策之后。海信集团提出要在新一轮各省市激烈竞争中再获一张入场券，在商务部招投标专家论证会上，我再次代表市外经贸局表达了青岛市支持企业在境外创办经济合作区的意见。最终因为海尔集团已获权而未果，但海信集团仍十分感激市外经贸局的努力。
在重点突破境外投资业务的同时，不放松对民营工程企业和外派劳务企业的关注。尽管我市民营建筑工程企业实力不断壮大，但其中大部分企业眼睛只盯着国内市场。为推动这些企业到国际市场直接参与打拼，我带队会同市建委组织全市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和民营建筑工程企业，在青建集团阿尔及利亚工程现场召开“海外市场开拓现场会”，并考察非洲工程市场，洽谈有关项目，现身说法、现场交流和亲历感受，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促进作用。在我市及周边区域外派劳务资源匮乏、价格居高的情况下，针对我市外派公司有外派订单而没有合适劳务资源、有关省市相对贫困地区的外派劳务基地有合适劳务资源而没有外派订单的状况，积极协调并分别带队参加四川、河南、安徽、江西、云南和河北保定等省市外经贸主管部门联合召开的两地外派劳务对接会，实现两地外派劳务对接，达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在我市对外经济合作发展的关键时刻遇到2001年的机构改革，处室和人员需要重新组合，双向选择，其中改革要求处长在同一处室任职原则上不得超过五年，而我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处长岗位已6年多，原则上应轮岗。时任局长贾森找我征求意见，拟轮岗担任外资处长。后来在陪同贾森局长赴京到进出口银行汇报工作时，他向我转达了局党委会研究意见，同意我继续留任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处处长，此后我在合作处长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多。
随着我市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无论从企业角度、还是政府部门角度都有必要尽快成立我市外经企业协会，这是我市企业“走出去”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当时外经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上，我市已经“走出去”企业需要通过成立协会组织，互通信息，聚合智慧，共同发展。另外成立外经企业协会，也是适应国际经济合作和企业“走出去”长远发展的需要，预计未来10到15年，将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面对新形势和新机遇，如何又好又快地“走出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推动和支持，更需要协会组织的帮助和服务。
外经贸工作的核心业务是“三外”，也就是外资、外贸和外经。我市在前几年已分别成立了外资企业协会和外贸企业协会。经过酝酿和筹备，2007年3月9日又成立了外经企业协会，同年4月26日完成民政社团法人登记，由我兼任会长。外经企业协会成立以后，坚持“以人为本，企业至上”的宗旨，把协会办成政府部门联系外经企业的纽带和桥梁，办成外经企业自己的娘家。
当时国内各地外派劳务纠纷频发，政府部门处置被动。为维护外派劳务人员和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发挥仲裁高效，便捷的优势，协会利用前期对仲裁业务有所了解，避开国际商贸纠纷标的额，以协会名义重新启动将处置外派公司与外派劳务人员合同纠纷等业务与青岛仲裁委员会合作，设立市仲裁委员会派驻协会的对外经济合作仲裁中心。2009年11月18日，对外经济合作仲裁中心正式成立，至此，我市外经企业有了就近、公正、及时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各类对外经济合作争议，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台。政府职能部门处置纠纷又增加了一项法律措施，协会维护外经企业和外派劳务人员合法权益更具亲和力。我市外经企业协会的这一举措，受到商务部合作司和中国对外承包商会的关注，《国际商报》报道后，许多省市外经贸（商务）厅和当地商（协）会来电或来访，咨询了解我市搭建仲裁平台，服务外经企业，解决劳务纠纷事宜，受到外经企业和来访人员的认可。
在组织推进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贯穿上述三个阶段的赞比亚穆隆古西纺织有限公司项目。这个项目是我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援助赞比亚兴建的，1983年8月正式移交赞方后，双方签订了两年的技术合作协议，青岛市纺织局根据该协议于1984年派出34人的技术合作专家组，经过两年的生产技术合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1985年收回建厂全部投资并获纯利润419万克瓦查。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移交赞方经营后，生产经营每况愈下，难以为继，影响到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的援外形象。1995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考察非洲时，提出了我国援外方式改革思路，穆纺项目成为当时两个试点项目之一。1995年10月，时任市委书记俞正声率市委市政府考察团赴赞比亚实地考察落实项目，时任市外办主任贾森等市有关部门领导陪同，我与原外经贸部援外司庞璐处长、市纺织工业总公司时任总经理许有仁等提前到达做前期工作。在赞期间，俞书记带领大家，研究探讨如何将由中国政府提供的无息贷款1117万英镑和大修费500万美元作为中方股本与赞方以土地和厂房为赞方股本的合资问题，每天研究到深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俞书记高瞻远瞩，对中方股本金的处理意见：对内中方合资股本金仍为中央财政资金，中国政府是中方股本持有人，我市负责运作合资项目的具体事宜，代表中方股东参与生产经营。由于我们较好的领会了领导意图并与外经贸部经办处室不断做工作，虽然援外司和相关处室不断催促，但我市一直未与财政部签订关于将中方股本金转移到青岛市的有关协议，为最终明确和解决穆纺项目债权债务奠定了基础。援外无小事。在赞比亚恶劣条件下，为完成这项政治任务，我市上下积极推进试点进程，付出了巨大精力。穆纺项目合资后，由1996年的纺纱、织布、印染单一纺织企业，发展成为集棉花种植、轧花、榨油、纺纱、织布、印染、制线、服装加工和拥有19个连锁店的商业以及国际贸易四大产业为一体的综合企业，在当地站住了脚。合资公司先后获得2000年国际金非洲奖和2001年巴黎质量金奖等世界奖项，得到原外经贸部和进出口银行的肯定。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现行体制问题，2005年底以合资形式出现、实为援外项目延续的穆纺项目，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产成本持续攀升，企业出现严重困难，引起中央高度关注。2006年9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穆纺项目作出“请商务部商青岛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批示后，根本解决问题的要求和实际操作的重重困难就成为经常性的政治任务压在了青岛市身上。作为全程跟踪该项目的见证人和市外经贸局的分管领导，我与局合作处姚新、高飞雪及纺织总公司闫勇等有关人员连续加班，研究对策，协调矛盾，彻夜难眠，经常往返北京，承受多方压力，力争出台有利于我市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京期间，白天协调有关部委探讨解决途径，晚上在宾馆代有关部委起草文件和向市政府报告在京进展情况。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们承受各方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付出的代价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时任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保东在穆纺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求青岛市政府必须确保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穆纺项目不出杂音；确保穆纺项目不影响赞比亚现任总统在大选中连任；确保胡锦涛主席访赞期间穆纺项目不影响高访。
为此，从2006年12月底至2007年3月中旬的90多天内，我连续四次出访非洲，在外46天，配合商务部、外交部两任联合工作组与赞方就解决穆纺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回国后也一直处在巨大压力、极度焦虑和高度紧张中，经常工作到凌晨两点多，终于在2007年3月23日，在与赞国防部谈判现场因过度疲劳突发房颤急症，进入当地开设的诊所抢救，之后，解放军赴赞比亚医疗队的专家也提供了检查和治疗方案。时任市长夏耕获悉，十分重视，指示卫生局安排专家会诊，市立医院心脏专家王旭主任医师凌晨三点电话会诊，夏市长指示：抓紧治疗，用最好的药，一经好转随时乘公务舱回国；时任省外经贸厅厅长周嘉宾、副市长吴经建及外经贸局长武铁军多次电话慰问，并指示同行的合作处的同志一路照顾。回国后，尽快联系住院治疗，最后确诊为过度疲劳、焦虑和紧张引发高血压和糖尿病合并心脑肾眼等并发症，需长期服药治疗。住院期间，已退休的原市外经贸局局长贾森及其他局领导亲自前往探视慰问，使自己深深感受到领导和组织上的关怀和温暖。在完成上述政治任务后，以合资形式延续援外项目的穆纺问题依然存在，风波不断。最终，经过协调外经贸部、财政部和赞方，合资双方认可中方以中央和地方财政各出1000万元遣散赞方人员，该试点项目才消停下来。2008年2月28日，时任市外经贸局局长武铁军在有关文件上批示：吴衡局在解决重大难题方面为我市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在国外突发心脏病后，仍为最终解决项目困难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这种精神值得学习。这也是组织和领导对自己在协调处理穆纺项目上的积极努力和全身心投入所给予的充分肯定。
作者简介：吴衡，1986年6月，任市外经贸委综合科副科长；1987年4月至1993年3月，先后任市外经贸委综合处、国外业务处、技术进出口处副处长；1993年4月，任市外经贸委经贸政策和发展处处长；1995年5月，兼任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处处长；1996年3月至2003年8月，任市外经贸委（外经贸局）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处处长；2003年9月至2011年9月，任市外经贸局（市商务局）副巡视员。曾任第一届青岛市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会长；第四届青岛仲裁委员会委员；青岛仲裁委员会对外经济合作仲裁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