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青岛外经贸发展和改革开放同行
王晓旬
我从1977年到青岛市外贸局工作至2013年7月退休，一直从事外经贸工作。从外贸局计财科办事员干起，到计划业务科副科长、综合计划处处长，再到外经贸委计划处处长，在计划工作岗位任职24年；2001年起先后任外经贸局外资处处长、青岛市机电产品进出办公室主任等职。36年来，我与青岛外经贸发展和改革开放同行，亲历、参与和体验了对外开放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和巨大变革。
我市出口基地和生产体系建设
1977年1月成立市外贸局及分支机构后，在扶持生产、培植货源、组织出口商品货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和1984年两次区划调整之后，与各县进行了收购计划业务的衔接、落实，进一步增强了我市出口货源供货能力。
197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青岛为外贸出口基地，按照市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经过工贸双方共同努力，出口基地建设工作不断推进。1981年我市出口收购额达到7.55亿元，比1978年增长53.3%，1983年达到9.96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1984年，为控制外贸亏损，减少或停止部分高亏产品出口，国家下达我市出口收购计划压缩为7.96亿元，当年完成8.86亿元，占全省收购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26%上升到28.1%，继续保持了全省第一，在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次于上海、天津、广州、大连居第五位。
按照出口基地五年发展规划，出台了《关于加快青岛出口商品基地建设的意见》。1981年出口商品基地项目共贷款26项，总投资5358.8万元，外汇贷款1534.3万美元，土建面积9万平方米。同时，根据1979年国家下发的《关于生产出口工业品专厂专矿专车间试行管理办法》，规划建立青岛啤酒厂等37个出口专厂，橡胶九厂等21个专车间，培植骨干、名优商品，增强出口竞争力。在我市外贸计划单列前，仅1987年度就安排60项出口生产短期外汇贷款和技改贷款项目，总投资24585万元。通过对工业企业连续多年革新改造、引进先进设备技术，促进了我市技术装备现代化，形成以纺织、轻工、橡胶、电子等为主的产业体系，为争创名优品牌和后来设立工贸结合有进出口权的公司和自营进出口企业夯实了基础。择优在所辖县先后建立农产品出口生产基地，如即墨、平度、莱西的花生出口生产基地，平度、胶州的大椒干出口生产基地，平度的棉花和肉食鸡出口生产基地，崂山、胶南、即墨的水产品出口生产基地等[图1]。按贸工农结合，以外贸为龙头培植出口货源基地，提高了出口优质产品率和出口价格，并相继获得欧洲、日本等国家的注册。
在此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支持培植了芦笋和黄秋葵等出口生产基地建设。1985年，我市开始在平度、莱西、胶县引进芦笋种植出口；1991年开始陆续在莱西等从日本引进黄秋葵、牛蒡、青刀豆、荷兰豆、魔芋等优质品种试种。为确保牛蒡试种成功,申请争取到外经贸部拨付外汇并批准进口日本多套大马力拖拉机和开沟器等设备。设备到货实验时，我特地跑到现场查看,聆听着拖拉机深耕80公分发出低沉搅动土层声,我憧憬并仿佛沉浸在来季与菜农共享的长久不能释怀的丰收喜悦中。后来,又为莱西进出口公司申请到中央外贸发展基金项目扩建调理食品车间,增加产量，提高附加值。通过对蔬菜引种和对基地扶持,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结构,提高了农民和企业收益,调动了农民和企业种植加工积极性，其产品至今还延续出口。没有预料到的是30年前，这些专为建立出口基地而引种的蔬菜品种也给广大百姓日常餐桌悄然带来多样化改变。
建立农产品出口基地或生产体系,当时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化肥短缺。为此,1992年初，时任综合计划处姜培玉处长和我多次向部里汇报我市基地建设存在的化肥短缺困难，计划司领导研究后拨出5万吨化肥指标，支持我市外贸出口生产基地发展。之后我局又派员去中石化总公司衔接订货事宜。随着到货日期的临近，仓储中转又成了一个大问题，最终通过崂山区外贸综合公司在308国道附近临建了50亩地的简易仓库才得以解决。化肥到货后，计划司以进养出处许茂林处长亲临码头查看卸货储运情况，青岛港也创下当时一次卸化肥5万多吨的历史记录[图2]。这批化肥为各县区外贸公司和企业扶持出口基地及生产体系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80年代末，随着外贸计划单列出口业务的扩大，我市水产品、蔬菜冷藏贮存能力不足，严重制约出口。为此，我和时任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经理于文生、副经理郑方思，对冷库的生产能力及此类商品市场进行了调研与分析预测，提出新建冷库的设想。经过几个方案的比较，我跟外经贸部计划司进行了电话沟通、并向时任副局长王知己汇报后，第二天在即墨花生加工厂办公室，与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即墨进出口公司的领导，以及设备、土建、预算、财务方面的专家，就冷库的建设一直讨论到晚上。我起草好了项目申报报告，当晚就往北京赶，第二天上午就到部里向项目处廖建成处长和韩淑君司长进行了汇报，两位领导当即签字同意。我们当天拿到项目批文后，马上就贷款和设备进口事宜与有关部门衔接落实，即墨市的领导对我们的办事效率很吃惊。该项目不到一年即投产，为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扩大出口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在已成为日本亚细亚和亚是加公司生产出口水产品和蔬菜的重要基地。
1991年12月21至30日，外经贸部、国家计委、贸促会、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联合在北京举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外贸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成果展览会。为全面展示我市外贸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成果及外贸出口所取得的成绩，经向秦家浩副市长汇报，同意我市由市财政支持组织20个摊位展示展销。于是，我们组织20家企业参加了此次展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图3]。国务院总理李鹏以及李铁映、朱镕基等领导同志参观了展览。我市参展的青岛啤酒、真空蛤、人造蟹肉、羽绒服、抽纱、发制品被评为中国名优产品，青岛市被外经贸部等部门授予“中国优秀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获得展会组织贡献奖。随后我市的部分名优产品进入北京市场。
改革开放尤其是1984年以后，我在不同场合亲眼目睹了由我们经手分配下拨的小屏幕进口电视、国产自行车、缝纫机以及化肥、柴油、鱼粉等物资的购买兑现场景，老百姓为得到某一种商品充满期待的眼神，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和发展外贸改善生活的渴求，至今历历在目。可惜那时我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条件可以将其影像记录下来。如今通过改革开放，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当时用于扶持出口商品生产的物资已被替代、淘汰或被充分满足。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我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感到无愧于那个时代和那个工作岗位。
青岛外贸计划单列方案设计及实施
1986年，青岛被国务院批准为计划单列市，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市委、市政府领导极为重视外经贸计划单列问题，将其作为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要条件。1986年12月24日，市政府向省政府上报了《青岛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同意我市外经贸计划单列。到1987年，我市只有财政、外经贸没有实行计划单列，时任省长李长安在小交会期间表示，“等财政单列问题解决后可接着研究解决外贸单列问题”。之后，市领导和市外贸局领导多次组织协调研究外经贸计划单列问题，积极向外贸部、国家体改委和省领导汇报争取。在我们处这一层次主要是抓紧与市外贸专业公司在分析商品市场、售价、货源、盈亏、经销能力的基础上，逐个商品算账、排队，进行权衡比较，在收购还是自营出口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经过多次争论、比较和修改，形成了“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步实施”、发挥省市两个优势、调动两个积极性的总体思路。经市外贸局党委研究后，时任局长姜景暖、副局长王知己分别向市领导汇报并获肯定答复。5至7月份，我会同财务处、外贸支公司分别与省外贸局、省外贸对口专业公司进行了衔接。经过不断磨合，终于拟定了省市公司确认的商品明细单。
1987年7月9日上午，时任副市长许善义向姜春云代省长汇报了青岛市外经外贸计划单列问题，在座的有省计委副主任王裕晏、省外经委副主任李奎林，市外经委主任刘吉德、市外贸局局长姜景暖，我列席会议并担任记录。当时姜代省长讲，他的倾向性意见是青岛单列，省、市外贸两个积极性总比省外贸一个积极性好，尤其青岛是计划单列城市，应该包括外经外贸计划单列。同时要求青岛外经外贸计划单列要有步骤地进行，今年做好准备，并对明年的发展水平作出预测，在计划会上列入明年计划。回青路上，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之后，我将前段拟就的有关材料，由省和市外贸局领导会签后联合行文，于8月份向外贸部上报了青岛市自营出口和供省出口计划总值32717万美元，9月份外经贸部批准我市出口总值32335万美元，其中自营出口18360万美元。
当年省下达了批准我市外经贸单列的文件，对外贸权、进口物资审批权、权限范围、机构设置做出了五条明确规定。其中，除同意青岛自营出口实行自负盈亏外，部分货源可采取联合经营和继续由省公司出口等方式进行。另外，省里还就财产划分进行了规定，对青岛自营出口商品储存、人员编制、劳动工资、人员调入问题给予支持。随后，省、市外贸局通过制度化安排，帮助解决我市自营出口遇到的诸如包装、商标、配额许可证发放、市公司供省货源按不同商品给予经管费等问题并协调落实，保证了我市自营出口顺利开展。
1988年1月4日至6日，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国家计委、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全国外贸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时任市计委副主任贾玉民、财政局副局长于杰三、外汇管理局处长张吉洪、市外贸局副局长王知己和我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自1988年开始三年不变向中央承包上缴外汇（基数）计划，超补贴部分盈亏自负。
根据我市向中央承包基数和外汇留成比列，1月19日，市计委、外经贸局、财政局、市外汇管理局向企业进行了发包，即“三级承包，包到企业，条块保证，自担风险”，坚决打破旧体制的“大锅饭”。具体说，一是承包到外贸经营企业和工贸企业；二是承包到各局（公司）所属的出口生产企业；三是承包到县（市）区，再分解到出口生产企业。同时规定了奖惩政策，签订了《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书》，并在市计划会议上按专业公司和区、县下达承包供货计划，总供货计划180146万元，市自营出口111386万元，供省公司68760万元，并将自营出口和供省货源计划按季度分解下达到各区县（市）、局（公司）和市直企业，出口企业与供货企业签订购销合同。
当年我市自营出口面临的处境就像新生婴儿一出生就断奶，承担自负盈亏，而外贸公司既无库存货源又无在手合同，同时物价上涨，货源外流，遭遇雪上加霜。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召开专门会议协调落实货源承包合同。明确要求出口供货主管部门和银行、税务、财政、交通、工商等部门配合控制不合理涨价，稳定货源。并由市计委拨出部分留成外汇和物资，市财政拨出部分资金扶持出口。市外经贸委大力建立疏通经营渠道，抓好广交会成交和国外市场推销；采取“三级”负责制，深入供货企业抓落实；对商品涨价超过出口承担能力的商品，通过挖掘适销对路且有出口供货潜力的商品进行替代，但其中许多商品需要外经贸部批准。为此，我们多次连夜往返北京汇报争取，仅上半年我市就经外经贸部批准超计划出口商品6批次，3000多万美元。同时，积极为符合条件的生产企业申报自营进出口权，当年就有6家生产企业承担全市出口承包任务的近6%。针对青纺联当年承担我市出口承包任务近一半的情况，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其解决出口产品所需水、电、燃料和原辅料供应。经过紧张、艰苦的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初试牛刀，外贸计划单列承包经营第一年就完成了国家出口收汇和上缴外汇任务，同时完成了向省供货计划，省市外贸皆大欢喜。从此，我市实现了对外贸易由单轮车向双轮车、多轮车驱动；由单一收购向直接出口的角色转换，与省外贸公司出口双轨并行；由唱独角戏实现合唱，合作共赢，避免了外贸单列走弯路，这种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正确的经营策略促进了我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受住了实践和时间的考验，今天来看仍意义非凡。
推动企业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拓展升级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在80年代以以进养出为主要方式，其范围包括进料加工；进口主件或配件，加工装配产品出口；进口饲料、肥料、种子、种畜等，养殖、种植农副土特产品出口，以及用进口商品调换国内农副土特产品出口。我市计划单列自营出口之前，由市外贸局计划处牵头，会同外贸支公司和工业主管局编制“以进养出计划”，再与省公司衔接列入其进口计划，落实到最后供货与需求之间缺口很大，且当时我市外汇留成额度很少，如1984年，省分配我市出口留成包括市主管局、企业仅883万美元，难以支撑进料加工业务的发展。1987年11月，外经贸部、国家计委、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下发通知，安排我市1988年地方自有外汇以进养出用周转外汇额度700万美元，加上中央拨付以进养出周转外汇780万美元，大幅提高了我市以进养出周转外汇额度。
1988年7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市外经贸委、市计委、国家外汇管理局青岛市分局、中国银行青岛分行下发《青岛市出口商品外汇留成实施细则（试行）》，并于1989年4月进行补充规定，我处每月详细地与各有关银行和外管局核对进行计算划拨[图4]。当年我市留成外汇大幅提升，不少企业除自用外还有结余，通过外汇市场调剂作为收益。
在深入加工贸易企业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企业出口收汇超过计划进度，而用汇很少，这就意味着有不同比例的外汇要无偿上缴，因此我们鼓励支持企业尤其是国内外原料差价较大的商品如橡胶、棉花、白糖等加工企业超计划出口收汇用于加工贸易提前扣除，为我市扩大加工贸易出口和后来在保税区建立橡胶、棉花交易市场提供了先决条件。青纺联、华金集团、即发集团将出口纺织品和针织品通过进口棉花进行深加工结转，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双星集团、泰发集团通过进口橡胶每吨降低生产成本4000元左右。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橡胶产品加工贸易规模扩大，面临进口配额不足的困难，个别企业加工出口产品的橡胶库存不足一个半月，急中生智，我突然想起外经贸部驻青特办可能帮助我市解决这一燃眉之急，便邀请特办领导利用周末到企业实地考察并及时向外经贸部反映汇报情况，帮助我市橡胶企业救了急，避免了出口产品所需橡胶原料“断顿”的困境。加工贸易促进了进出口的扩大，形成了出口-用汇-进口-出口良性互动。
市外经贸委多次召开全市进料加工工作座谈会，学习有关政策，时任副主任昌凤臣“一枪打三鸟”（即解决原材料短缺，扩大进出口，提高经济效益）成为政策宣讲的标配[图5]。我处针对国家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及时撰写了《近期我市加工贸易运行情况分析报告》等调查报告并提出措施建议。与此同时，我们协调青岛海关不断改进加工贸易监管模式，出台方便企业进出口包括加工贸易的举措，从每笔业务、逐个企业查验、使用纸质报关单、加工贸易手册，发展到抽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实转到空转、实行企业分类管理、电子联网监管大数据交流；在体制上，从建保税工厂、保税仓库到运用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政策等。同时协调商检、国税、银行等陆续出台方便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的举措。我市也多次组团出访并参加山东省在日、韩举办的加工贸易洽谈会[图8]。经过多年打拼发展，我市加工贸易出口由80年代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跃升到2000年的74%，此后多年保持在60%左右，成为我市出口的第一驱动力。
1998年至2006年，山东省召开了3次大规模的加工贸易经验交流会，其中1998年3月和2000年8月两度在我市召开，每次会上我市都作了典型发言。我市加工贸易由“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到“促进经济国际化”再到“促进转型升级”，充分反映了加工贸易向更高层次转变的进程，紧密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的脉络。我市加工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我市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贸易与外资融合，促进了港口设施、物流、港区、加工区发展，也促进了像城阳、流亭、李哥庄、同和等一批卫星城镇的形成和发展。
具有跨越性、时代性的外经贸两大目标的实现
2000年初，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对青岛提出三个目标和两项要求，指出青岛什么时候实现年出口100亿美元，年实际利用外资25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0-50%，整个青岛的形象、山东的形象就出来了。市委、市政府领导也就此多次指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1999年，我市出口仅有44.6亿美元，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增幅较低，在短期内青岛市要实现这一目标，部分同志出现畏难情绪。根据局领导指示，我处首先开发运用海关、工业统计大数据，用更翔实的数据分析我市对外贸易有关问题。在利用海关数据的基础上，结合青岛和世界经济发展预测，针对100多家重点企业进行调研，从商品结构、市场分布、进出口结构、出口主体、人才条件、服务贸易现状等六方面制约因素进行深度分析，针对我市的具体情况，提出实现出口100亿美元的10个主要支撑条件，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据此，市外经贸局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了“关于实现年出口100亿美元目标的分析和对策建议报告”，受到市领导高度重视。青岛日报也做了详细报道宣传，坚定了全市完成出口100亿美元目标的信心。此后，省市召开对外开放工作会议进一步发动，各部门出台政策措施，强化服务，形成合力，共同支持外经贸发展。市外经贸局也建立促进出口的“三大系统”，即外经贸政策研究系统，提高外经贸决策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建立对外经贸宏观监控系统，加强协调调度；建立促进外经贸发展的支持服务系统，落实好政策。为此我们对231家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及出口形势进行问卷调查，撰写《评价与预测》，其后又推出了《青岛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01年5月24日《青岛日报》发表评论：作为转变政府职能与国际接轨的一项举措，市外经贸局目前在全市率先推出了对外贸易“蓝皮书”。对青岛对外贸易发展进行比较全面、客观地分析和预测，为社会各界了解和研究青岛对外贸易形势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
在此基础上，配合实现出口100亿美元目标，我们从进出口运行、贸易主体、商品市场与区域布局、贸易方式等方面撰写20万字的《青岛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与展望》，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高虎城评价其为：“有情况、有数据、有预测，水平较高、可读性较强的专业分析研究报告”，“给我们了解迅速崛起的青岛对外贸易打开了一扇窗口，通过它把以对外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国际化的青岛推向了全国，推向了世界。”在SARS流行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反倾销等严峻形势下，市政府及时出台鼓励外贸出口的9项措施，积极引导企业进行网上出口成交，同时建立出口预警机制。外经贸企业深化内部机制改革，推进商品结构、市场结构、贸易结构调整，积极参与中西部地区开发和加强横向经济联合。2001年，为解决我市第二大类商品纺织品出口所需优质配比棉短缺问题，我及时与外经贸部出口处进行了沟通，促成外经贸部派张春发处长专程到青岛主持山东主要是我市企业与新疆产棉企业产需双方对接会。原预计50家左右的企业参会，结果200多家企业代表把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最终参会企业均与新疆方面签订不同数量的购销合同或协议，促进了当年纺织品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通过多措并举、共同发力，2003年我市出口103.55亿美元，提前实现了青岛出口100亿美元的目标，成功地践行了历史性跨越。
2001年10月，我调任外资处处长后，紧紧围绕外资实现25亿美元的目标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一是将责任目标进行分解，列入各部门业绩考核。2001年11月，根据市领导的指示和招商引资工作需要，拟定了市领导对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招商责任分工，市政府8位副市长承担54家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的招商任务，每位领导承担6-9个项目，并确定责任部门，实行招商项目与经费挂钩。按季对其进行考核和通报。通过市领导挂帅招商，促进了三洋电机为海尔配套生产微电机、爱立信建立研发中心、中法海润供水、韩国SK鲜京化学炼油扩大下游产品、正明液体化工码头、爱德华现代牛业、和记黄埔项目等一大批项目的落地开工，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招商方式。
二是突出重点强化招商，先后组织了一系列重大对外对内招商活动。2002年3月份，时任外经贸局局长贾森、副局长孙恒勤多次召集我处研究对外招商推介的几个重大活动。以外资处为主抽调力量组成“深、港推介会”工作小组，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境内外筹备和组织工作，多人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排出接待、推介招商方案。共包装推出全市重点招商项目8大领域128项，邀请客商400余人。这次由市主要领导参加的“深、港推介会”取得巨大成功。正式签约项目43个，总投资16.6亿美元，当年就有集装箱、污水处理、水产品加工、激光打印机等10多个项目开工建设，另有120个项目在谈，投资意向14.4亿美元。之后，6月份组织企业参加北京“科博会”，促成一批项目；10月份又组织了对韩国、日本、德国等招商推介以及对台湾的大型招商活动。短时间内招商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层次之高、成果之丰厚前所未有，为顺利实现利用外资25亿美元积蓄了力量。
三是实施“五项工程”，弱化审批，强化后期服务。针对外商投资项目审批环节多，审批过程较长的情况，2002年初，局领导从大局出发，果断要求外资处进一步把审批权限放到基层，简化审批程序，由以前的分管局长、处长、经办人员“三级审批”简化为处长和经办人“二级审批”。刚开始我心里直打鼓，通过学习和项目审批实践认识到，审批下放到处长这一层次不是权利更多而是责任更大，应敢于担责，正确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为此，针对全市审批人员新手较多的问题，定期进行审批和统计培训，邀请外经贸部有关领导和法律专家授课，通过典型案例，提高审批的政策水平和依法审批的自觉性[图9]。结合入世政策调整，编印了《利用外资法规汇编》，制定《全市利用外资工作指导规范》等。2002年-2003年全市共审批4080个项目，没有出现审批方面的漏洞和投诉。作为全市利用外资的主管处室，既要管“生”，做好“助产”，即审批要快而且要不出问题。并强化“青岛市外商投资行政服务大厅”服务功能，充实进驻单位和审批服务项目，实行“一门式”办公模式，提高了审批效率。同时，对外商投资企业还要管“养”，做好“保姆”，培育外资企业发展壮大。按照“亲商、富商”理念，对外商提出的诸如空港、海关、商检、税务、出口配额、城管等69个问题，我们与市发展环境投诉中心逐一梳理，分工落实改进，并聘请义务监督员督查落实，获得外商认同感。为切实降低外商投资成本，通过调研和借鉴外地先进经验，研究拟定了“减低外商来我市投资成本的十项措施”，解决外商投资涉及的基建、物流、金融、能源供应、保险等方面的问题，降低了项目成本，有力推动了项目落地，使外商进得来、留得住。当年增资占利用外资的20%以上，其中朗讯科技、中集增资6500万美元，取得了招来一家，引来一批的效果。
四是争取政策支持，促进投资我市的重大项目获批落地。2002年，我市报外经贸部审批备案项目20个，其中青岛前湾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项目申报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度陷入停顿，在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经过我局努力，最终通过了外经贸部审批。该项目当年总投资1.76亿美元，2003年则达到8.87亿美元，占当年全市利用外资增加额的一半。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在国家调整产业目录前，及时获取新产业目录出台将影响报外经贸部待批的浦项制铁和高丽钢线项目由鼓励类调整为允许类的信息，积极协调做好外经贸部工作，仅用了3天时间就拿到项目批复。通过全市通力合作，出实招，办实事，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突破40亿美元，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好成绩。
至此，吴官正书记提出的外经贸两大目标提前完成，实现了我市外经贸发展的腾飞，并为向更高层次、更大规模、更高水平、更宏伟目标迈进奠定了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我仅仅是一朵浪花，去追随着大潮，而像我一样越来越多的个体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引力下，通过组合、连贯、交流、融通、延续、扩展，又推动着开放大潮滚滚向前。这种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坚信！
作者简介：王晓旬，青岛市商务局原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