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岁钱的流变 (代发)

                                           王绍忠

乡村春节的元旦，阖家老幼吃罢热腾腾、香生生的“素心饺”，头一件庄重、神圣的使命便是拜年。首先是“家拜”，晚辈要给先祖（祖谱帐子）、长辈施大礼，叩首跪拜。然后，家人便披着疏朗的星光，踏着爆竹碎屑铺就的红地毯 ，开始挨门逐户地“对拜”。成人出门是遵循传统道德的礼仪，履行亲情乡谊的交流和传承。幼童拎着家长的手，走街串巷地拜年，期盼的是长辈亲友偿赐给自已的那份“压岁钱”。

在我们这一带村落，压岁钱又称为是“压祟钱”，收了它才会全年平安肃净、驱祸消灾。所以受拜的长辈总是尽力而为，掏的遂心如愿。只是我祖上人丁不旺，亲戚少且贫农多，每年收到的“红包”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廖寥数个。

早些年听祖母絮叨,我父亲能跑会跳时那年刚三岁。俗话说：“淘气的娃娃狗也嫌”，元旦，祖母拎着父亲给祖父拜年，让他跪地好歹不依。气得祖母在脊梁上拍了一巴掌，把他硬摁到垫子上。让他磕三个响头，谁料他竟然磕头如捣蒜，惹得祖父哑然失笑：“会捣蛋的孩子是‘好料’！”。随后，起身从棉袍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盒大的红纸包。里面装着两个“袁大头”（银元），祖母一把拽起他来，捏着铮明挂亮的银币晃了晃：“孩子，你今天发洋财啦，这钱能做银元宝呵！”其实，用它到银行兑换成现钞才能够使用。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磕头钱，而是来自那段历史岁月的馈赠。

故乡如一方偌大的磁石，它吸引着天南地北的脚步，顶着风寒日夜兼程往家里赶。1943年,父亲参加抗日武工队,1948年，又跟随大军南下，在宁波周边剿匪。全国解放后，在近郊任职区指导员。1953年调任济南财委。1956一月，父亲坐火车从明水下车，叉摸黑赶了15里小路，年三十夜晚才和家人团聚。。除一早晨母亲让我给父亲拜年，那时我身量刚好和方桌面齐平，穿着花格子粗布棉袍动弹不得，母亲便说：“如今时兴鞠躬了，孩子，你给爹鞠一个吧！”。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挺直身板恭敬地行了一个弯腰礼。“这个躬‘及格’，听大人话才有出息！”父亲边说着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红包。我转过身展开一看，原来是一个铁制镀银、幼童佩戴的工艺品如意(俗称“长命锁）,又让银匠在中心位置镌刻上楷书“长期抗日”。亲不亲，父子心，看来这是父亲多年前精心为我准备的。至今，那包依然象一团炭火，映亮了我的双目，烤暖了幼时遥远而亲近的记忆。

时光通过腊月这一道河，一波一波向“年”靠近。过年、祭祖、吃团圆饺、分压岁钱，这桩桩、件件都和血脉相认的亲情密不可分。每年正月初三，按民俗是出阁的闺女回娘家的日子。前几天，堂屋迎门墙上的时钟刚响了9下，女儿、女婿领着外甥便进了家门。除人预料，外甥这小机灵鬼以小跑步抢先进屋，叉以立正姿式站在了我的面前。“姥爷，您春节好！”脆甜而又响亮地问侯立马出口，接着又举起右掌漫过头顶，行了个漂亮的少先队队礼。“磕头那一套忒俗气了，我想行举手礼您会满意的”,机灵鬼又向我解释说道。我将早备好的100元红包递给他,他说己大了拒收,我只好塞进他口袋里。转眼间，机灵鬼又挪到他姥姥的面前，去“行施”礼节上规矩。隔代人相见格外亲热，他姥姥攥着外甥的手说“你姥爷的红包是对你期考双百的表扬；我这红包是对你被选为‘三好生’的鼓励”。又接茬说：“这钱你打谱买啥？“全部买学习用品。”姥爷、姥娘同时满意地笑了。

压岁钱虽带着古老、悠远的传统色彩，但他姥姥的诠释却赋予了现实全新的内涵。鼓舞和激励着两颗慈祥的爱心，暖暖的情、浓浓的爱，抚育着这株稚苗茁茂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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