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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启蒙老师
文/黄璜
一九七三年,我读小学一年级,那时学校在离家不远的王家祠堂。
我的爸爸从家里找来了几块木板拼凑成一块长方形的大木板,再用黑漆刷了一遍,便成了黑板。我们的桌椅都是从自己家中带来的,大大小小,高矮不等。我很幸运,成为我们大队的第一批小学生,班级有16个学生,准确地说,不能算是学校,应该叫教学点。学校只有一个王老师,他是个五十多岁的瘦小老头,满脸皱纹,带着一副老花眼镜。他既教我们语文,也教算术,还教画画和体育,他是地主出身,不过在那时,我总觉得戴眼镜的老师很有学问,当时我很崇拜他。
王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王老师带领我们无数遍地读和写。
我突然举手插话:“王老师,这些字不用你教,我早就认识这些字,也都会写。”
王老师把我叫到跟前,他凑了凑那副老花眼镜,拿起了戒尺。我的手很疼,同学们都笑话我,说我是自找的,可是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我究竟哪儿错了?
接着,王老师对我们说:“我们要听毛主席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都跟着来读。
王老师经常对我们说:“同学们都听好了,在家要听你们爸爸妈妈的话,在学校就要听我的话,当然,更要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
我在下面嘀咕:“毛主席在北京,我们如何去听他的话?”
我又一次被罚上讲台,又一次挨了戒尺。
回家后,我再一次挨了爸爸的揍,挨揍让我刻骨铭心,因为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自那以后,我不敢在班上大声说话,但我更想知道王老师的一些秘密。
到了一九七四年,我哥哥初中毕业,被大队安排在学校当民办教师。我很快就从哥哥那里知道王老师的一些情况。王老师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加之身材矮小,相貌丑陋,至今还是个“寡汉”,“寡汉”是我们地方的俗语,也就是单身的意思。
中秋节那天,正当我们全家在吃午饭时,大队革委会牛主任突然来到我家,说是第二天大队要在学校召开批斗“地富反坏右”的现场会,让我代表学生揭发地主王老师的罪行,至于批斗稿嘛,就有我哥哥来写。
那天晚上,说是中秋,却不见圆月。妈妈让我陪哥哥偷偷地去给王老师送些自己家制作的糖果。我怀着复杂的心情随哥哥来到了学校,学校四合院内苍松翠柏,阴森可怕,从学校大门到王老师的寝室是一条用青砖铺成的小路,小路不长,我和哥哥却来回往返着走,这个夜晚,王老师寝室的那盏昏暗的煤油灯还不及一只萤火虫的亮光。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已经记不清哥哥和王老师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我清晰地记得王老师在流泪,也不知王老师的命运为什么就这么苦?这让我开始同情起这位启蒙老师了。
批斗大会上,我看见全大队的人们都涌进了学校,主席台是民兵们从附近的农家搬来的饭桌搭建而成,主席台上方写有歪歪斜斜的几个大字:河东大队批斗大会。主席台两端分别站有一排民兵,个个荷枪实弹,当我看到我可伶的启蒙老师头戴高帽,胸挂被红叉的地主标牌时,我的眼睛湿润了,怎么也看不清哥哥给我准备好的批斗稿,更何况我也不认识多少字,过了良久,大队革委会主任对我说:“别读稿子了,你就喊‘打倒地主王老师’就行。”其实,那批斗口号也是别人代喊的。
后来,我便成为王老师家的常客,王老师也经常在周末让我去陪他,那段时间的接触,我并没发现王老师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感受到王老师的渊博学识,在他那,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那本没了封页的字典,也就是这本字典,我便乐意在周末去陪他,我的拼音就是那时跟随王老师学习的。在我小学毕业时,王老师用他那双颤抖的双手,把那本破旧的字典赠给了我,说是我读初中必须用到字典。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读完初中就去县城读师范了,也就一直没有去看望王老师。如今我也当了老师,可我的启蒙老师早已离开了我们,这让我常常产生一种莫名的负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