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其自然,服从命运的安排

参加 2016-07 月赛 | 已有 630 次阅读| 2016-7-14 14:49

顺其自然,服从命运的安排

我的求职路

(一)

   作为祖辈都是农村的孩子来说,根子自然扎在农村,要想跳出圈子,拔出根子,一是当兵(有可能改变命运),二是上大学。当兵,我是近视眼,虽有心却无力;上大学,一来学习成绩不佳,二来正值文革,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农村,当一名履历表上永远也填不上的工作单位——人民公社的一名社员。从城里下来的算是知识青年,农村的即便是高中毕业,也挂不上“知青”的桂冠。

  要说没有远大的理想那是枉然,我从小羡慕的职业一是电影演员(因为我爱看电影),二是汽车司机(因为从没坐过汽车),三是当一名电影放映员(因为可以满足看电影的欲望),但这三者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尤其是对于农村孩子,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既然这样,也就不去好高骛远,干脆顺其自然,服从命运的安排,走到哪步算那步好了,更何况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无所追求,从不想入非非,更不会争不会抢。

   1966年,初中毕业回到生产队(那是个永远不失业的广阔天地)参加劳动,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工厂停工,学校停学,全国各地一片混乱,只有农村基本还在按部就班。话又说回来,你不想按部就班,除非您不想吃饭,因为你得挣工分,只有工分挣得多,分的钱粮才能多。工厂、学校就不同了,反正有农民种地供给粮食,放开手脚闹革命毫无顾忌,闹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闹他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这种形式下,农历腊月初,接到学校的指令,返校闹革命,几个月的农村劳动,正在心烦,接到命令如同接到赦令,迫不及待的返回学校,稍作准备,徒步去青岛,开始了大串联。说是大串联,实则是旅游,尤其是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能有机会进到大城市,恐怕连这样的梦也没做过。因此,雄赳赳气昂昂,徒步两天半到了蓝村,下午免费乘坐火车(大姑娘坐轿——头一次)到达目的地——青岛。第一次进了大城市,眼花缭乱,看什么也新鲜,东瞅瞅,西看看,看得两眼都生疼。从没坐过汽车,好容逮着坐车不花钱,坐上环行公交车转了一圈多,直到晕车呕吐才下了车。在青岛完了20多天,为的是不耽误回家过辞灶(腊月23小年),才恋恋不舍的返回家乡。过了春节后——1967年,我参加了学校的(实际是派系的)文艺宣传队,天天晚上到农村演出,倒也其乐无穷,年底参加完了县里的文艺汇演,宣传队暂时结束回家过年。1968年春天,返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宣传队组建不起来,我也就重新返回生产队,成了一名正式的人民公社的社员。

(二)

  回到生产队,干了三年农活。这三年,文化大革命正越来越深入,形式的东西越来越多,大队经常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或是大批评,或是忆苦思甜,或是三夏三秋总动员,政治氛围浓厚,文化生活也丰富。因为在学校里参加过文艺宣传队,打下了一点文艺基础,所以,成了大队里的香饽饽,除了负责全大队的文艺宣传外,还应邀到各个生产小队进行文艺指导,生活虽苦虽累,倒也乐此不疲。文革前,我村有一个业余京剧团,能演出全部的《玉堂春》还能演《凤还巢》《四郎探母》《龙凤呈祥》等多部大戏,另外还有一些折子戏如《失空斩》《华容道》《钓金龟》等,可以说,演上三天三夜都不会重复。然而,这些传统精粹都被冠上“牛鬼蛇神”“才子佳人”的头衔禁止演出。在这种形式下,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刻,发挥我的“才能”,编写了许多符合当时形势的小节目,什么三句半、表演唱、活报剧、小调剧,不仅在本大队演出,还在全公社45个大队巡回演出,每到一处围观者里三层玩三层,倒也显赫一时。这项工作自己比较爱好,做起来也心甘情愿,不仅负责编、导,还亲自上阵参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编排了活报剧,饰演林彪,在公社礼堂演出,被公社副书记誉为“活林彪”,在批判四人帮的运动中,我反串饰演江青,坐在台下的亲弟弟,都没认出我是何许人也。

   以上是我的业余工作,美其名曰“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但业余就是业余,可不能耽误了你的主要工作,主要工作是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分分分,社员的命很,不挣工分别说年底开不到支,就连基本的口粮也挣不出来。所以,晚上搞宣传,白天抓革命促生产。为了兴修水利,保障灌溉,各村实行挖掘大口井,于是,1970年春天,我被调到大队组建的打井队,在村西大埠下打了一年多的大口井。有一次,村里的书记侯明选对我说:“侯从礼,你去学开机器去吧?”我毫不犹豫只说了三个字“我不好”,听了我的回答,书记再没说什么,这件事作罢,我也没往心里去。1971年春节刚过,我接到了一项新任务,教一个特殊的学生。残疾军人侯培福,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要到县里进行交流,由于不识字,别人写的发言稿读不了,因此,派我去一句一句的教他,直到背上为止。反正挣工分,又轻快不累,又风不着雨不着,再加上我的性格所决定(不急不躁有耐心),一连教了两个多月,终于教会了,我也得到了被教者的好评,向书记建言说,这样的小青年要好好培养培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为后来走上教育工作岗位奠定了基础。

(三)

     19715月的一天,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再去打井工地打井,大队书记侯明选在墙外喊我,让我出来和我说个事。来到大街上,书记蹲在一块石头上说:“以前叫你去学开机器,你说您不好(至此我便明白了,当时书记说的并非戏言),你到学校教学去吧?”我还是毫不犹豫说了两个字“可以”,接着书记交代了一番,我便到了本村小学走马上任,当了一名社办教师,任一年级全部课程,担任班主任。

   那时的教材很简单,尤其是语文课,教的基本都是毛主席语录,什么“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说白了,就是让学生背毛主席语录。除此之外,就是搞勤工俭学,砸石子、复收地瓜、拾粪拾草等,一年没有几天是上课的时间。到了三夏三秋还要放农忙假,说是放三个周、四个周,到了入学时间,农活忙不完再延期,先是延期一个周,再延期5天,5天延期完了,学生们盼着上学了,又接到通知继续延期3天。那时的学校就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大队里经常以各种农活为名,调动学生去帮忙,除草灭荒抓虫子,抗旱排涝整地堰,所以,教学成绩好赖无所谓,偶尔抓得紧了,还要批判你是“大搞智育第一”,提倡的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种论调下,即使文盲也能当教师(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在这期间,我还是发挥我的强项——文艺宣传,经常编写文艺节目,让学生排练参加学校里、大队里的各种文艺活动。记得1973年,纪念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十周年,我编写了集体朗诵诗《平凡中的伟大》,在全校演出,由于这种形式在全校第一次出现,学生们感到非常新颖,全都侧着耳朵注意倾听,因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引起了全校强烈的反响。

   那时,大队里少则一周,多则两星期,必然要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大会结束后,各个生产小队轮流演节目,当然学校也不例外。于是,参加大队的会议演出任务,自然就落在我的肩上。我要根据大会主题编写文艺节目组织排练,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暂时停课,上午编写,下午排练,晚上演出,一切要服从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政治气候。当时,水利条件虽说不好,但老天给力,刮风下雨是经常的,基本不用浇地,最主要的是肥料,化肥很少,主要靠土粪、杂草沤集、炕洞土之类,所以,拾粪、积肥、献肥就成了编写文艺节目的主要素材。每当三秋三夏,大队分派我由学生组建一支文艺宣传队,我便带领他们到田间地头、场院去演出,每三天演出一场,每次演出1520分钟,今天演的节目下次不能重复,所以我得赶着编排节目,编剧词,写曲谱,教唱排练,最后演出,都要在很短的十间完成,所以,累并快乐着。我编写的一些文艺节目,至今还在群众中留有印象。几年来,我编写了多少文艺节目,实在无法数清。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教育也逐渐走上了正规。少年儿童的组织也由“红小兵”恢复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在大队辅导员的组织下,不时举办一些正规的大队主题教育活动。少先队活动,同样离不开这些同学们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也许,正是由于我这点“小才气”,才改变了命运,成为一名正式的小学教师。

(四)

   这点嗤之以鼻的“小才气”,在全公社有了一点“小名气”,1987年,公社(后来撤社建乡,再后来撤乡建镇,下文便以“镇”为称了),中心小学委派我担任少先队总辅导员,负责全镇的少先队工作。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的第一把火便是先把队室烧起来。队室,就是少先队陈列室,展览室,少先队历史发展室,全镇8处小学,无一处有队室,于是我便组织大队辅导员走出去,到全市几处建有高标准队室的学校参观学习,回来后,各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着手筹备。我首先在中心小学建起了样板,然后各校仿照样板进行修改补充,仅仅用了一个半月时间,8处小学全部建起了标准的队室,填补了路旺全镇学校没有队室的一项空白。这第一把火烧出了成果,得到了中心领导的高度好评,为此专门召开校长、大队辅导员联席会议,到全镇8出完小分别参观,看得出,当时的中心小学全体领导的脸上都是阳光灿烂的。

   我的第二把火是规范大队活动仪式程序,使大队主体仪式程序走上正规化。虽说恢复少先队的名称已有十几年了,但是开展一次大队主题活动需要哪些程序,大队辅导员很少知道,更别说独立举办一次大队活动了。打铁须得自身硬,为了使大队主题活动走上正轨,仪式规范,我也四处求教,特别是莱州市总辅导员郑延和老师,更是义不容辞,亲自传授,在此基础上,我利用六一儿童节,在全镇搞了一个规范的大队主题活动的比赛。受到各校的大力支持和拥护。通过这此活动,不仅大队辅导员明确了程序要求,中队辅导员也从中学会了开展中队主题活动的一般程序,更可喜的是,通过这一活动,带起了8支鼓号队,配齐了至少两套鼓号,每处小学的鼓号演奏水平都提高了一大截。

    我的第三把火是开展少先队活动。我认为,活动是少先队的生命,没有活动,少先队组织就形同虚设。在规范的少先队活动程序比赛的基础上,大队辅导员都明确了如何组织少先队主题活动,所以要求每个小学一年只少两次大队活动,通过活动,让少先队员留下小学阶段美好的记忆,同时,我还组织各学校积极参加全国“红领巾小建设活动”、“万名好少年好儿童评选活动”、“争创省级金星大队活动”等,这些活动,都榜上有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因此,中心小学的领导也都皆大欢喜。在一次全市年终工作总结表彰会后,中心校长孙启山曾说过,过去看到别的乡镇,奖品抱都抱不了,而我们一只手都拿不满,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这次好了,终于也过了一次大领奖品的瘾。

   成绩的取得,得到了回报,由此入了党,获得了“山东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称号,凭借这一优势,1992年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成为一名国家的“大干部”,这一切,都没争都没抢。老话说得好,是你的,别人拿不走,不是你的,争也争不来。我这一生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顺其自然,服从命运的安排

博主

侯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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