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崎岖从教的路上
李应洲
自己工作的前半部,走着一条崎岖的从教路。但我牢记着中学毕业时宋协周校长(后来在山东省文化部门任领导)在笔记本上的留言:时刻把自己放在党的领导与监督下,工作、学习与生活。1958年开始教刚刚兴起的农业中学。我们学校办得有特色,有文化课,还有农技课,不仅学知识,还种实验田,推广新技术,很附合当时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精神,这一典型被发现后,省中教处秘书于判海在地县两级有关人员配合下,总结好通报全省的材料,然后在我们的寺夼农中招开了全省农业中学现场会,省教育厅中教处处长吴辛之亲临指导,他握着我的手鼓励我好好干,不辜负党的希望。有人留言说:寺夼农中,开路先锋,我们回去,快马追踪。山东师范学院(现山师大)教授聂声如直夸我的作文批得好,不相信我是初中毕业的。但就在总结材料之时,我哥哥被划为右派公布了,原来通过的总结材料上,关于我的一段内容删掉了。形成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波折。虽然后来在蓬莱县召开了推广寺夼农中经验大会,会上我多次受到表彰,我的学生的作业,我的批改手册在走廊里展览了好几天,但不能根本上改变我的声望,省召开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会议,兼职校长栾余声出席了会议。
一年后,县教育局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农业中学,栾余声感到痛心,就擅自把农中改为业余林中,几个教师都不干了,只剩下我自己。我的工作就是每天身先士卒领着学生往山上挑水浇青草沟林场的果树,晚上给学生上课,然后按排学生结伴回家。我住在上寺夼村,当时正值生活困难时期,我一顿只能分吃一碗煮地瓜干。当时在村里结交了一名有文化的老人栾金声,他写了一首小诗送给我,至今我还能记得:桶水飘上青草沟,红花绿叶满枝头,汗水落地无觅处,果实累累再来游。当时我正值忙累之时,一时间竟对那个“飘”字很有异义:你从第三者的角度看,一串桶水飘上了山,可是我们的肩头都压肿了呀,你怎么没看见呢?后来我赞成小诗对我们劳动的褒赏基调,动感画面感强烈鲜明,抒发了充满希望的感情呢,我喜欢上这首小诗所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期间,我的一个在蓬莱一中教学的同学写信给我,说是根据可靠信息,今年的学很好考,劝我放弃工作复习迎考,他在信中最后说:“如果你仍然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并决心为之奋斗的话,那么不要因为我的一席话动摇你的意志。”当时这个业余林中,生活艰苦,前途渺茫,但只有我一个教师了,我走了,学校就黄了,我根据兼职校长——大队党总支书记栾余声的意见,特别是看到学生一双双渴求文化知识的眼睛,毅然决定留了下来。
后来,我们的坚持,终于迎来了农中的恢复,后来合入南王农中,1960年,全国文教卫生战线群英会在北京召开,我们这个老典型有一个参会指标,因归于南王农中,学校派一个工作认真的女教师参会,她一下子成了全国英模。会上看到了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在周总理举行的招待会上,她和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白杨一个桌,他们都在本上给她签了名。我看后很羡慕,但不懊恼。这是我个人左右不了的很自然的结果。再后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农中解散,我被转入蓬莱城里长裕小学教学,成为全公社唯一一个在外乡教学的民办教师,每月随城里人分18斤粮,每月发给我19元钱,每顿饭的小半个地瓜面窝窝头只可以吃六口。胡萝卜当时市场价六角一斤。一个月断粮好几天,饿急了,跑到三里外的车站吃一盘五角钱的粉籽烩白菜帮,然后再跑回来上班。秋后,利用有月光的夜晚上山拦地瓜,让于开先老师拿回家煮了,挂在宿舍的墙上,太饿了,才舍得吃一块。后来好容易调回本乡。经过努力,被评为全公社小学界的五好职工,我的政治学习笔记被选送到蓬莱县教育展览馆展出。后来我就被转为长期代课老师,开始挣钱了,也调到外村教学,吃上派饭了,生活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新鲜感,下一步就该转正为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了。正在这时,县教育局根据上级要求,要我们的红旗大队(联村)恢复老先进典型寺夼农中(根据大队名改叫“红旗农中”),大队要求我再回去教学,教育局的同志亲自做我的工作,“要听党的话,忠于党的教育事业”,谁也没有想到我能那么痛快地答应了,为此,我的婚姻两次受到波折。熟悉人没有一个不说我膘(痴)的,当时我就是那么听话那么忠诚,客观地说,这是心中播下的忠于党的种子生根发芽结果了。当然让人更没有想到,文革开始了,砸烂两种教育制度,农中解散了,我又回到小学(改为联办中学)当了民办教师,值得庆幸的是,文革后期我第一批转了正,经过蓬莱师范大专文科知识八个月的培训后,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被选拔到高中来教学,在高中我入了党,并晋升为高级职称,直工作到退休。